中新网 7月8日电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方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有关不实言论答记者问。

　　记者问：据报道，欧盟驻华大使庹尧诲7日称，虽然欧盟数月来尝试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案与中国接触，但中国直至近期才寻求磋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称，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上述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2023年10月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多双边场合表示强烈反对，并始终主张从维护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局出发，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指出，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照顾双方合理关切。李强总理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期间会见欧盟领导人，提出愿同欧方一道，坚持对话合作，坚持妥处分歧。何立峰副总理在去年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期间表示，希望欧方审慎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关切。

　　为落实领导人会晤精神，在欧委会正式立案后，商务部王文涛部长于2023年10月24日即致信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希望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此案。2023年11月13日，王文涛部长再次致信欧方，提出磋商建议。2024年2月，王文涛部长在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东布罗夫斯基斯，当面提出同欧方进行对话磋商。2024年5月19日，王文涛部长致信欧方，重申希望对话磋商解决此案。此外，中方技术层自立案伊始就通过实地核查、听证会等各种渠道向欧方密集释放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的信号。6月12日欧方发布此案初裁披露的当天，东布罗夫斯基斯回信王文涛部长，表达希双方加强对话以推动解决此案的愿望。

　　6月22日，王文涛部长应约与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随后，中方第一时间于6月23日派出工作组赴欧会谈，双方还以视频形式同步举行了多轮技术磋商。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拿出诚意，抓紧推进磋商进程，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方始终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利于全球绿色产业发展，不利于汽车产业合作，各国应坚持对话合作，共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而不是以邻为壑，人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任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中方都是坚决反对的，对于任何滥用规则、打压中国的恶劣行径，中方必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编辑:于晓】

原标题：科学理解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强调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不仅体现生产力水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质量、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科技与经济的融合程度。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受科技、经济与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其增长变化与生产力发展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既需要准确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内涵，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全球发展态势，也需要认真分析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并注意该指标的适用范围等问题。

把握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内涵

从基本内涵看，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在某个时点经济体利用全部生产要素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管理改进、教育和技能改进、规模经济等，在实践中被划分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两大部分。其中，技术进步率是科学技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方面；技术效率主要指要素配置效率，涉及制度与管理能力等。从科技创新视角看，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有效利用全部科技知识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本质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能力与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能力。

从影响因素看，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趋势受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驱动，短期波动则源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突发事件的冲击。一般而言，对于制度稳定、有一定经济规模和产业复杂度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大体上反映其科技创新水平，更确切地说是科技知识转化为经济产出的能力与水平。因此，虽然增长速度和增长时期不同，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近60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新冠疫情等事件都造成了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显著下降。

从现实实践看，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评判和推动生产力发展，要注意拟比较的时间节点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真实反映科技创新水平、是否忽视需求侧因素等问题。时间跨度较小时，短期大幅增加投资，会导致当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即便这些投资是为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如开展重大项目攻关等）或可以产生长久的经济价值（如修建公路、铁路等）。时间跨度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比主要反映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小，并不直接反映科技创新水平和制度水平高低。例如，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200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科技水平正好相反。此外，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主要聚焦在供给侧，相对忽视需求侧，在当前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的背景下，更应重视这一问题。

避免泛化使用全要素生产率

运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加速新技术的扩散与吸收，也要避免泛化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一是正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群体性爆发与扩散的机遇。当前，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正处于走向成熟和迅速扩散时期，我国应聚焦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通用技术特征的重要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场景导入，推动这些技术向各行各业渗透、扩散。同时，加大对前沿技术与未来技术（如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的研发支持力度，提升战略新兴技术与通用技术开发能力。

二是将知识生产、扩散与价值实现作为核心，提升知识进入生产与服务的水平。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程度上缘于生产中含有的知识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战略科技力量、战略科技人才等的建设，提升知识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引导”“联合出资”“业主制”等模式，在科研项目立项、科技攻关、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强化知识供给与知识需求的匹配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是要避免泛化全要素生产率，尤其要避免将其作为中短期考核指标。为提振经济而加大投资时，全要素生产率会短期下滑；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转型期，由于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低于第二产业，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会下降。当前，我国正处于转换增长动力和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转型期，国家正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固定资产更新，这很可能使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呈现低迷甚至下降态势。但这恰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黎明前的“黑夜”。因此，在中短期内，要避免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考核企业和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标，最好使用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等指标综合评判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杨曦、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