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近期曝出，美国五角大楼在新冠疫情期间曾在菲律宾等国开展抹黑中国疫苗的“虚假信息行动”，引发菲各界震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以“美国恶毒的反疫苗谎言”为题刊登评论文章，批评美国政府不惜损害第三国民众生命健康也要打压所谓“地缘政治对手”的行径太“恶心”。

　　文章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华莱士-韦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开篇坦言，尽管美国人通常要数十年后才了解到本国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秘密恶行”，但路透社上月的独家报道罕见揭露了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至2021年间开展的这场“广泛的国际虚假信息行动”。这场行动最初旨在在菲律宾这个“名义上的盟友”抹黑中国科兴疫苗，后来又延伸到多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亚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几乎在疫情暴发的同时开始，即2020年春季。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了至少300个虚假账号，假冒菲律宾人并使用菲律宾他加禄语发帖，声称新冠病毒是一种被人为制造的“生物武器”，并集中标注“China ang virus(中国是病毒)”的他加禄语标签。

　　文章说，到了2020年夏天，这场运动似乎已经超越了新冠病毒来源之争，进一步对中国开发的科兴疫苗进行诋毁、煽动穆斯林群体焦虑，让他们认为中国疫苗可能是使用伊斯兰法禁止的猪肉制品制造的。这些账户直到2021年春季仍然活跃，此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暂停该行动。但这也意味着，在疫情第一波冬季感染高峰期间，菲律宾等国的疫苗接种率一定程度仍在受美方散布的谎言影响。

　　令华莱士-韦尔斯意外的是，从报道来看，当五角大楼被问及此事时，其发言人不仅承认了这类行动的存在，还似乎为此进行辩护。五角大楼承认，其使用了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种平台，在“信息环境”(OIE)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行动，以对抗对手的恶意影响”。尽管社交媒体公司将这些账户标记为“有异议”，但五角大楼却主张这是正当“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文章提醒：“记住，在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合作，甚至可能向后者施压，要求其监管疫苗虚假信息并在其传播之前移除任何可疑内容，以免降低国内疫苗接种率。然而，与此同时，结果显示，五角大楼显然在海外策划和输出了同样类型的虚假信息。”

　　据悉，这场行动最初专注于菲律宾，但在实践中并未局限于此，美国政府的代理人还根据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不同人群定制了反疫苗信息。“路透社没有记录针对中国的反疫苗活动，但了解到类似的努力也并不令人惊讶。”文章说。

　　事实上，2011年，为追捕藏身于巴基斯坦的本·拉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借“免费为民众接种乙肝疫苗”之名暗中收集被接种人的DNA，试图在其中找到拉登家的孩子，这导致塔利班很快发布了反对疫苗接种的法令，并导致了严重的“外交反击”，以至于CIA后来承诺永远不会再采取类似策略。

　　巴基斯坦官员当时指出，出于宗教原因，当地民众本来就不愿意打防疫针，如今当地防疫工作更难开展了。直到新冠疫情暴发时，当地仍有不少人强烈抵触疫苗接种，将外来医疗工作人员视为“间谍”。2021年年初一项民调显示，巴高达49%的国民不愿接种疫苗，很多人宁可听信当地有关疫情的不实传言，也不愿相信新冠肺炎的存在。

　　在华莱士-韦尔斯看来，美国军方最新被曝出的认知作战“鲁莽行为”体现美国仍未走出冷战思维。他提到，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常常向本国民众宣传外国情报机构“恶意干预”国内议题的故事——大部分与俄罗斯有关，但也有些是关于中国的——并部分将国内的政治分裂归咎于此。

　　“但我们对这场信息战中美国方面情况的报道或反思却很少。”文章写道，“事实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抱怨美国政府在阻止国外或国内虚假信息传播方面做得太多，而不是对任何美国信息战攻势的描述——或者说美国军方的某些角落已经完全接受了冷战2.0时代的‘不择手段’逻辑(anything-goes logic)。”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至少有6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这一行动表示反对，但该项目仍然继续进行。文章分析，这符合2019年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的一项命令，该命令将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竞争提升为积极作战的优先事项，并允许五角大楼对这些国家进行此类行动而无需国务院批准。

　　文章指出，尽管从虚假账号的数量来看，该行动的规模似乎并不大，但这类“秘密行动”的恶意并不能通过其有效性来衡量。无论其规模如何，反疫苗虚假信息行动的性质都是可怕的，更何况其开展的时机正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间节点，在接种时间上的些许犹豫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2016年菲律宾政府引入的法国赛诺菲公司登革热疫苗曾曝出丑闻，导致当地公众对疫苗持怀疑态度，因此新冠疫情暴发后，该国的疫苗接种速度非常缓慢。菲政府曾设定目标，截至2021年底要让1.14亿人口中的7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但到了2021年6月，这个数字只有210万。

　　这一比例如低到当时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戴着口罩在全国电视上放出狠话：“由你选择：要么接种疫苗，要么我将让你入狱。”即便如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菲公民接种了疫苗，而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当时的疫苗接种率要高出几倍。

　　而其后果是严峻的。文章称，2021年4月至10月期间，菲律宾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新冠死亡人数激增。这对于该国而言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在2020年结束时，菲律宾甚至出现了所谓“负超额死亡率”，这代表尽管受到疫情影响，菲律宾当年死亡人数仍少于正常年份。

　　华莱士-韦尔斯算了一笔账：在2021年初，菲律宾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很慢。截至3月1日，该国记录的超额死亡总数刚刚超过4000人。但到10月底，这一数字已超过22万。三年后的今天，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菲律宾累计疫情超额死亡人数为32万——这意味着该国近70%的新冠死亡病例是美国虚假信息行动的“即时后果”。

　　从人均来看，其严重程度更为直观。2021年3月初，菲律宾的人均超额死亡率是美国堪称“可怕”的人均超额死亡率的3%；到了同年10月，菲人均超额死亡率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可以归因于五角大楼的恶意？文章认为，影响疫情死亡人数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美国的虚假信息作战只是当中的一个。但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反疫苗运动对菲律宾公众健康的影响不只是附带损害，恰恰是这场影响力之争的最有力武器。

　　华莱士-韦尔斯一阵见血地指出，美方做法的目标显然不是菲律宾人民和政府，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如果有更多菲律宾人因接种科兴疫苗幸存下来，中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可能会有所提升。但现实是即使该计划成功，中国也只会以模糊而间接的方式受到影响，但许多菲律宾人却可能已经因为这场行动不必要地死亡，菲政府也在推广疫苗时遭到更多阻力。

　　“这是对‘疫苗外交’的反常颠倒——美国特工并没有把促进全球健康作为巩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而是明显盘算认为，损害全球健康是对地缘政治对手的地位进行釜底抽薪式打击所要付出的微不足道的附带代价。”在华莱士-韦尔斯看来，对于一个会使整个国家更加易受仍在肆虐的疾病影响的计划而言，五角大楼的主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非常恶心”(It’s also just pretty sick)。(杨蓉)

　　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王超】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姜琳 陈旭）作为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年金是职工养老钱的重要补充。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企业年金积累金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达3.19万亿元，参加职工3144万人。

相对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企业年金参保率依然偏低。如何激励更多企业加入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

参保比例仅8%，未来空间巨大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职工到退休时，能多领一份养老钱。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2%。

“过去20年，企业年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不少退休职工已经领取到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外多一份保障，补充养老的作用初步显现。”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说，但是从覆盖面看，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尚不充分，还没能发挥出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2023年末，企业年金已在全国14万多家企业建立，与1.8亿多户经营主体的总量相比，参加企业的比例明显偏低。

“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年金可覆盖就业人口的半数左右，我国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具备参保条件的职工总人数比例仅8%；加上职业年金后，第二支柱覆盖率为15%。这个差距，既与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高、第二支柱建立时间较短有关，也表明企业年金的发展还不足，未来空间巨大。”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除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不强、供款能力较弱等因素外，不少企业对企业年金政策知之甚少，或误认为可以用期权、股权等未来收益替代而游离在外。还有些民营企业即使有支付能力和意愿，但由于不适应相关程序和规则而放弃。一些小微企业则困于缺乏专业人员操作、员工流动频繁、企业年金关系转续难望而却步。这些都是阻碍企业年金有效扩面的实际问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表示。

另一方面，企业年金也受职工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副处长杜志峰看来，劳动者流动性增大，职工更愿意追求短期效益而非长期的隐性福利，以及年轻人对自由灵活工作方式的追求，都冲击了年金这种相对传统的运行机制。如何适应新型职场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就业形势，应成为年金制度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如何吸引企业和职工加入？

“在当前企业经营压力和社保负担依然较大的背景下，首先应强化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用人单位负担，支持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等建立或联合建立企业年金，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郑功成表示。

不同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必须参加，对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政府主要是鼓励和引导。而政策的非强制性，就意味着需要用人单位在政策和利润之间找到平衡点。

据记者了解，尽管近年多次下调社保费率，但目前用人单位缴纳的“五险一金”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依然在3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让企业为职工建立长期福利安排，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政府财税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让企业认识到参加年金制度对人才的激励效应。

“财税支持固然重要，但最好能在不增加财政负担和企业成本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创新实现企业年金发展。”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聂明隽说，比如在严谨测算、不影响养老金当期支付的基础上，考虑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从16%变为“14%+2%”，其中的2%用于建立企业年金，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年金制度。

聂明隽的建议，与近年来美国、英国、丹麦、新西兰等很多国家探索的“自动加入”机制异曲同工——年轻人一参加工作就自动加入企业年金，参与率很高，可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合力保障退休生活的良好效果。

参与门槛高、申请流程繁琐，也是影响企业参加年金制度的重要因素。多位专家提出，大力简化企业年金办理程序，提高建立、转移、暂停、恢复企业年金的便捷性，降低中小企业决策成本。

“应该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灵活性，允许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从低比例、小范围开始，比如先覆盖对单位做出突出贡献的部分职工，之后再逐步扩大。”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说。

此外，专家普遍呼吁打通养老保险第二、三支柱，也就是职工缴纳的个人养老金可转入企业年金，辞职或新单位没有建立年金的，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转入个人养老金；同时要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年金信息平台，实现一站式查询，让“钱随人走”，不因个人流动而发生权益损失。

基金如何更好保值增值？

除扩大覆盖面外，提高收益率也是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一大关键。结余资金的保值增值，将直接影响企业和职工参加年金制度的积极性。

那么，企业年金由谁来投资和管理？

据了解，人社部门共遴选出20多家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人，对这笔钱进行打理，产生的收益会并入企业年金基金，并最终进入职工的“钱袋子”。这两年，为鼓励年金投资取得更好收益，国家还逐步扩大了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2007年至2023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年均收益达到6.26%，除极个别年份出现亏损外，绝大部分年份保持了良好收益。

山东威海一家航运企业职工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交了14年企业年金，一般到年底，都会到个人账户看看累计金额和收益情况，一般都能“跑”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速。由于年金是复利投资，积累越多，时间越长，将来可领取的金额就越高。

不过，近年低迷的投资环境，给基金保持长期稳健收益带来压力，也不利于增强年金吸引力。

“这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企业年金产品并增加附加值。企业年金虽然具有政策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金融产品，应当充分发挥产品效应——即通过提高收益来吸引更多企业建立年金。”郑功成表示。

“金融机构提升投资和管理能力的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与企业年金发展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采取考核方式多样化、考核期限长期化的方式，通过优化支付手段鼓励基金长期投资、获得更高收益。”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曹德云建议。

“当前资本市场已进入低利率时期，这对金融机构的投资策略、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田军说，机构可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通过纳入相关度低、多样化的品种，如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股权投资等，降低基金投资风险；同时积极探索大型企业年金多受托管理计划，提升服务质量。

(责编：王震、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