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打出加强逆周期调节“组合拳”。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加快支出进度、减税降费、专项债券等一系列措施落地见效，有力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大力稳投资扩内需

　　“最近中央决定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项目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把资金用到刀刃上，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把各项工程建设成为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北京、河北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

　　增发1万亿元国债、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力度之大十分罕见。通过增发国债加大中央投资力度，支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

　　“加力提效”是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词。“加力”，主要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提效”，主要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

　　在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中，扩内需、稳投资面临较大压力，专项债券的作用备受关注。今年，我国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统计显示，前10月，各地在批准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内，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35192亿元，一系列重点领域项目获得专项债券资金有力支持。

　　数据显示，前10月，投资规模继续扩大，结构继续优化，补短板锻长板投资持续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9%。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专项债是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于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说。

　　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授权期限内，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这项措施有利于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保障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资金需求。

　　“下一步，财政部将按照全国人大授权，尽快研究提出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方案。同时，加大工作力度，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带动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

　　有效减负担稳预期

　　三美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是浙江安吉一家小微企业。近年来，企业转型发展“以竹代塑”工业加工，遇到了资金压力。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享受小微企业减免等政策红利近100万元，为企业加大研发生产投入注入强劲动能。”公司负责人肖卫新说。

　　减税降费也是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我国实施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仅2023年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就多达70项。

　　“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对于稳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意义十分重大。”李旭红说。

　　今年实施减税降费突出针对性、精准性，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首先，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助其应对困难挑战。在优化、完善的基础上，将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到期税费优惠政策统一延续到2027年底。比如，对月销售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其次，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3月，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统一提高到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前三季度，全国共40.3万户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随着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经营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创新发展动能有效提升。前10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6607亿元，其中民营经济纳税人金额占比近75%，制造业及批发零售业是享受优惠占比最大的行业。

　　前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1%，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全国经营主体总量超过1.8亿户，为稳住就业和经济基本盘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保障有力、精准高效，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同时，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优化，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说。

　　重点保民生增福祉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下达48.4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受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我国持续增加民生投入，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42166亿元，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725.09亿元，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46.83亿元……一系列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有力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中央财政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今年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10.06万亿元，增幅达7.9%。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87125.71亿元，增长7.6%；专项转移支付8499.29亿元，增长11.6%。此外，一次性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5000亿元。

　　最新统计显示，具备条件的转移支付已经下达完毕，通过加大对困难地区和基层的支持力度，为地方财政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财力保障。各地严格“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预算编制、执行、库款保障等各环节管理，强化财政运行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苗头问题和风险隐患。

　　湖北省麻城市是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我们围绕‘足’字下功夫，确保‘三保’预算到位，突出‘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做到‘三保’预算安排不留缺口，为兜牢底线提供有力支撑。”麻城市财政局局长鲍斌说。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税收政策也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发力。8月底，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老有所养、幼有所学’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3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大幅提高，可以减轻养老养小、优生优育的负担，体现了政策减负的精准性，对提振当前消费也会产生一定的杠杆效应。”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梁季说。

　　今年，我国还延续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等优惠政策，切实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此外，进一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企业减负稳岗，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延续实施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稳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中央财政带头压减支出，加大财力下沉力度。通过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与财政支出效能的提升，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李旭红说。

　　守住风险防范底线

　　11月6日，财政部公开通报8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从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到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均受到严肃查处，对新增隐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化解不实敲响警钟。

　　实现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必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今年以来，中央对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有关部门和各地持续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开好“前门”、严堵“后门”。隐性债务方面，研究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坚决遏制增量，稳妥化解存量，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同时，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实行终身问责、倒查责任。一系列政策有力实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逐步下降，风险得到缓释。

　　专项债券方面，强化“借、用、管、还”管理，进一步提升效能、防范风险。特别是强化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和债券资金投后管理，完善项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运行安全。

　　“地方债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推动稳增长、惠民生、调结构。目前，通过有序推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吉富星表示。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主要指标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同时，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需求尚显不足，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困难。在持续推动经济恢复向好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受到高度期待。

　　“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贯彻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在提效上下更大功夫，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能。”蓝佛安表示，要在支出上持续发力、在政策上强化落实、在运行中严防风险。

　　李旭红认为，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需求端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促进各项税费优惠精准直达，同时，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发挥协同效应，充分释放政策效能。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和力度，以财政投入的稳定性对冲内外部环境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引导社会预期不断向好。同时，促进新旧经济增长动能的接续发展，加大对新质生产力代表性行业的支持引导力度。”白彦锋说。 （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 【编辑:刘欢】

　　 中新社 台北3月31日电 题：台湾人到底该从什么立场看待中国史？

　　——专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原主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徐泓

　　 中新社 记者 杨程晨

　　作为台湾专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大家，享誉两岸的徐泓教授曾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担任负责人。退休数年，他仍活跃于社交网络，更频繁针对台湾新课纲等话题提出反对意见及因应之策。

　　徐泓参与编写的一套历史读物正在陆续出版。“我们到底该从分还是合的立场看中国历史？”近期，他就台湾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接受了 中新社 “东西问”采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今年台北国际书展上，您参与编写的中国断代史读物面对读者。主编王汎森说，台湾很久没有出版成套的断代史丛书了。您怎么评价现在的台湾读者对历史读物尤其是中国历史书籍的需求？

台北东吴大学校园内的钱穆故居。杜洋 摄

　　徐泓：我上过钱宾四(钱穆)先生的课，他说，历史学教授是没有交集的，他们在一起能谈的就是电影明星。事实上确实如此，历史学教授写的东西一般人不看，但大众又需要历史知识。自古以来，大众获取历史知识多是靠通俗读物而来。

　　抗战时，有些学者会把自己研究的东西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写作出来。那时，开明书店做了很多工作，后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吴晗他们继续从事这类工作，曾经编过《中国史话》《三国史话》，很受读者欢迎。

　　这部分大陆是做得很好的，而台湾多年来没有好好做通俗读物方面的工作。过去，台湾的历史书籍多是一些生硬的内容，只有少数学者例如萨孟武先生写的《<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等独具特色，但把中国史从头到尾写出来给普通读者的书几乎没有。

　　 中新社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台湾读者需要读到什么样的历史读物？

钱穆手稿。陈立宇 摄

　　徐泓：中国史要怎么写？大家需要有共识，尤其在今天。是要丢掉我们自己的传统，全盘西化吗？这在一段时间成了主流。反主流的是少数，比如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他倡导我们要读自己的历史，不只是批评错误，还要怀有温情与敬意把祖先的优点讲出来。

　　中国古典文化多是师说口传，这也导致教学过程中一些内容被误解。但较讽刺的是，后来在台大历史系教书的人多是走批评的路子。这导致了很多台湾学生长期处在一种否定自己文化的环境中，不进步怨“祖宗不够好”，其实是自己不努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田雨昊 摄

　　我们现在重新看中国历史，就发现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利于人类实现安居乐业、礼运大同，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可能是许多西方人接受不了的。就好比郑和下西洋，没有夺取一块殖民地、租借地。近代有些人认为，如果郑和采取殖民政策，可能中国早就发现了新航路。但他们不了解，中国人的观念不是暴力路线，“不征之国”是明太祖颁布的祖训。我们讲究王道，并不是西方说的霸道。

　　 中新社 记者：您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两种史观的区别吗？我们能从中获得哪些经验？

　　徐泓：西方人对历史的看法建筑于其现实的需求，表面说客观，但难逃主观。1500年以后，西方的强盛有目共睹，在此过程中，他们抢劫财富，牺牲了他人的利益。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写的《大分流》就特别提到，如果失去殖民地，西方的强盛可能不复存在。

　　近代史上，中日两国追求现代化，为何前者失败、后者却成功？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安定环境，战争不断，且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日本社会虽有动乱，但总体看国家是统一的，动乱的烈度较低。

　　中国在历史上向来如此，经过大乱一旦安定数年就能立刻恢复。好比隋朝，经过400年动乱，才过了十几年就马上富强。只要有安定环境，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要靠自己努力光宗耀祖。今天的大陆和台湾也是一样，有了安定环境，经济一下就能起来。安定是我们总结历史获得的重要经验。

　　 中新社 记者：这些经验对于今天台湾人看待历史有什么样的启示？

　　徐泓：有一些讲“台独史观”的人说，台湾如果跟大陆合在一起就会倒霉。但我们到底该从“分”还是“合”的立场看中国历史？

　　如果要强调“分”，仅在岛内，闽南人和台湾少数民族就不一样，客家人和闽南人也不一样，事事都讲“分”就会突出对立，每天都争来打去。如果从“合”的角度看，大家都是一家人，合起来做事能一起繁荣昌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源·缘——闽台艺术展” 吸引不少市民观展。陈晓根 摄

　　闽南语讲“互相”，指的是一起做生意“我赚、你也赚”。如果只能我赚、你不赚，这是西方人的“零和”规则。中国人的观念不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价值观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台湾现在中学历史课纲会给台湾年轻人带来严重后果的原因。在这套课纲体系下，台湾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陆。

云门舞集《松烟》。CNA 摄

　　其实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过一个“从历史文化中找回自己”的思潮。文学、艺术、心理学等领域都在重新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希望从中获得启发和灵感。包括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文学界的乡土文学都跟此有关。

　　孔子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也不是为照搬、照抄古人，而是在不同时代吸收古人的核心价值，启迪智慧。

　　 中新社 记者：您怎么看“内亚史观”以及伴随这种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

　　徐泓：抱持“新清史”观点的人说，清朝政府是靠着所谓“内亚文化”统治中国。这种观点是错的。所谓“内亚史观”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不过是拾起过去“满蒙非中国论”的牙慧。

　　一些西方人做学问，是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要讲一个“新”东西，对错不重要，为的是引起大家注意，成为外界焦点，从而拿到话语权。

　　中国这么大，从考古上来说是满天星斗。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兴起不是最早的，但后来慢慢吸收了周围文化的优点。

　　大陆学者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是对的。我的老师、研究辽金元的历史大家姚从吾先生就说，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所谓“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只要进来了就是中国人，这在历史上都是可以证明的。我们是靠文化来塑造民族之美。在古代，大家都想做中国人。但现在，有些人却希望把中华民族的概念解构掉。这是错误的方向。(完)

　　受访者简介：

徐泓。杨程晨 摄

　　徐泓，现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曾任该校代理校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兼人文学部部长，2016年开始先后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任职教书。徐泓专注明清社会史研究，在明清盐业、社会风气、婚姻与家庭、人口迁徙、城市发展等议题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会史论集》《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盐》《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他还曾任“中国明代研究学会”理事长，在台湾发起明代典籍研读会活动。

【编辑:孙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