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鉴定利用

　　给种子办“分子身份证”(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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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构建种质资源DNA分子指纹图谱库、特征库和数据库。目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保存能力达到150万份，上线农作物品种DNA指纹库公共平台，推动农作物品种“分子身份证”信息共用共享，为种业管理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用好种子，识别是前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及其复份库为重点，15个中期库、56个种质圃和214个原生境保护区为依托，省级资源库(圃)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保存能力达到150万份。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作物、畜禽等各类农业种质资源53万余份，为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夯实源头基础。

　　农作物品种“分子身份证”信息可共用共享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构建种质资源DNA分子指纹图谱库、特征库和数据库。立足国家库(圃)保存的资源，开展库(圃)资源的基因型鉴定，探明遗传背景和构成，构建“分子身份证”；在基因型鉴定基础上，开展核心种质资源的表型精准鉴定。

　　2022年4月，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建的全国农作物品种DNA指纹库公共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公共平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种业界高度关注，种子企业、检验机构和科研机构踊跃使用。

　　“公共平台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作物品种‘分子身份证’库。”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魏启文介绍，公共平台集纳了玉米、水稻、小麦、向日葵等品种的DNA指纹数据信息，确立了统一的DNA指纹应用规则。通过公共平台可以查询品种指纹信息、比对品种指纹差异、筛查推断未知品种身份，从而快速、便捷、高效辨别种子真假。

　　魏启文说，公共平台提供品种DNA指纹“点”对“点”和“点”对“面”的线上查询、对比、鉴定、分析功能，改变了长期以来不同作物、不同DNA指纹数据分散的状况，实现了品种“分子身份证”信息在全国范围共用共享。

　　推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夯实种业振兴源头基础

　　丰富的种质资源，是育种材料的重要来源。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孙好勤说，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近年来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夯实现代种业发展基础。

　　据介绍，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是指围绕影响作物高产、优质、绿色育种和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对具有目标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进行精准鉴定，明确其转化为亲本材料并有效应用于育种的技术路径。我国精准鉴定工作起步于“十三五”时期，以满足科研需要为主，仅限于少数品种，鉴定数量较少，尚未形成系统性、制度性安排。

　　为此，2021年，农业农村部按照种业振兴行动部署，全面启动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旨在利用5—10年时间，完成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保存资源的精准鉴定，摸清资源性状数据家底。另一方面，我国还立足农业生产紧迫需求，突出高产、优质、绿色、抗病虫、耐盐碱、抗逆等重要目标性状，开展表型(连续3年多点鉴定)和基因型(重测序和芯片标记)鉴定，挖掘一批优异资源和基因，支撑服务种业创新和产业发展。

　　据介绍，工作启动实施以来，重点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按照大豆玉米油菜、水稻小麦棉花糖料橡胶及大宗蔬菜果树、重要经济作物、小宗作物的优先顺序梯次推进。3年来，已经启动实施的作物种类达60个，获得的数据将集成到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用于共享利用。

　　为种业管理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DNA指纹是指具有完全个体特异的DNA多态性(生物的不同个体或者不同种群在DNA结构上的差异)，因其个体识别能力足以与手指指纹相媲美而得名。“不需要进行田间种植鉴定，不受季节、环境等条件限制，结果准确，过程简便，DNA指纹鉴定可以为种子打造独一无二的‘分子身份证’，在种子市场监管检查、种子打假中，目前已成为重要技术手段。”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赵久然说。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战辉介绍，依托国家玉米改良分中心、省部共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在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创新方面，全过程利用DNA指纹技术对品种真实性进行检测，确定品种繁种是否存在授粉混杂情况、参试品种是否为同一品种，以及培育出的新品种与其他已存在的品种是否有重合，助力育种源头材料种质资源创新。

　　魏启文介绍，DNA指纹技术加公共平台信息共享，在种业监管执法、侵权纠纷仲裁和保护育种创新等方面得到普遍应用，为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农业农村部连续3年组织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加强对重点基地、企业和市场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制种、盗取亲本、套牌侵权、制售假劣等侵权违法行为。3年来，累计抽检种子样品近14.9万个，并对其中1.15万个样品开展了品种真实性检测，检出真实性不合格种子样品超440批次。

　　本报记者 常 钦

　　人民日报 【编辑:唐炜妮】

　　《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683.5万对，较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推迟了3.78岁。

　　在婚恋问题上，年轻人为何表现得不积极了？

　　大学扩招和人口结构问题是影响青年不婚、晚婚的客观因素

　　随着大学扩招，我国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人数逐年攀高。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较10年前的34.5%提高了25.7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3年的10年间，我国博士在校学生数从29.83万人增至61.25万人，增长了105.3%；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49.57万人增至327.05万人，增长了118.7%。年轻人在校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步入婚姻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

　　另外，适婚人群规模的收缩、性别结构失衡也在客观层面上导致了当前我国结婚人数的不断下降，且数据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一趋势很可能仍将持续。

　　适婚年龄人群基数是结婚人数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23》，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达到峰值(23.33‰)后，整体开始呈现下行趋势，2022年已降落至6.77‰。虽然这一数值在2010-2020年代受全面放开二孩、三孩等政策影响有所波动，但对近些年进入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规模并不造成影响。《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30-34岁、25-29岁、20-24岁的人群规模依次缩小，分别为12414.52万人、9184.73万人、7494.17万人。20-34岁正是青年步入婚姻的主要年龄段。值得一提的是，与85后、90后相比，15-19岁人群规模进一步缩小，为7268.4万人。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相继进入婚育年龄，适婚年龄青年的规模是在持续缩小的。

　　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影响指标，是男女比例。依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查看各个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超过110的均集中在了0-29岁。进一步计算城市、镇、乡村中处于20-34岁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03.37、102.54、116.19。这表明，我国乡村适婚年龄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近些年，在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基于择偶梯度效应，女性择偶更希望找到比自己优秀的男性，加上高学历女性往往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发展，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性别结构失衡，不利于单身青年婚恋交友。

　　不同代际青年群体呈现出被动单身和主动单身的不同特点

　　年轻人“恋爱难”“结婚难”，不仅受制于一些长存已久的社会顽疾，背后更有许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的影响。

　　网络时代，婚恋问题不再是两个人或两个家庭间的私密话题，一些负面声音在互联网上时常被放大。出轨、家暴等有关婚恋的负面新闻被频频曝光，占据评论区首位的也往往是对婚姻的负面评价，年轻人在这些流量的冲击下，不知不觉逐渐消减了对幸福婚姻的期望值和对异性的信任感，有一些青年甚至渐渐认同“一个人也挺好”。更有一些撕裂性的话题，让两性对立也进一步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指出，网络舆论氛围对青年婚恋观影响很大。由于有关婚恋的负面内容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吸引大量人群的关注，一些“流量为王”的营销账号长期专注于此类内容的制作和传播，加上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沉默的潜水者，活跃发言的通常是极少数，对此，未婚、缺乏婚恋经验的年轻人需要自觉、理智地看待互联网上这类“小众”的声音，“不畏浮云遮望眼”，勇敢、积极地追求大多数人享有的幸福人生。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而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房子、彩礼、教育支出……高额的婚育成本深深地困扰着当代青年，也让他们站在婚姻这道门外望而却步。

　　受传统观念影响，如今，“结婚要拥有自己的住房”仍是许多年轻人的执念，买房几乎是当代青年从恋爱到结婚之路上必经的一道“关卡”。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面向青年群体展开的调查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感到住房压力大，且生活在一线城市青年和男性受访青年压力相对更高。

　　高价彩礼问题遗存多年。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在2020年发起的国人彩礼调查显示，全国彩礼礼金平均值为6.9万元，是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2万元)的两倍有余。这意味着，一些人要拿出一年可支配收入的两倍以上才能够得上平均的彩礼礼金水平。

　　教育成本的攀升也让年轻人感慨婚后“压力山大”。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展开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显示，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40%，其中农村为56.1%，城镇为36.2%；占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4.9%，其中农村为15.8%，城镇为14.1%。育儿、托管、接送、学业辅导等问题都让现在的年轻家长面临着财力、时间、精力等多重负担。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着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进程与心态。工作学习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社交圈固化等，都使许多年轻人处于被动单身的状态中。

　　但同时，单身青年群体中也存在着主动单身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个体性、独立性、自主性，婚恋观发生了改变。他们更注重恋爱质量、婚姻质量和自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愿在感情中将就。

　　为青年“婚恋难”破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这是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以来，彩礼问题第5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整治高价彩礼已是当前全国多地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方向。居住层面，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出台更多青年租房购房优惠政策。推进教育改革，加强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加大教育津贴等教育保障性支出。逐个击破青年婚恋面临的现实难题，为爱“减负”。

　　身处网络时代，网络内容对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婚姻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00后及以后出生的网络“原住民”来说更是如此。规范网络空间，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构建健康积极的网络氛围十分重要，能够促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正确婚恋观，引导青年树立恋爱信心，向往爱情。

　　服务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生命线。共青团在开展婚恋服务、助力青年扩大社交圈和引领青年树立文明婚恋风尚等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全国多地各级团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为服务青年婚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项目，例如联合多方资源开展单身青年联谊会、邀请专家开设相关主题讲座、以社区为单位宣传健康婚恋新风。每年的五四青年节、传统七夕节等良辰吉日，全国各地不少团组织都在积极为本地青年举办具有纪念意义的集体婚礼，不仅有效推进了婚姻领域的移风易俗，还大大降低了青年婚礼的成本。

　　在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增长的社会，解决适婚青年特别是大龄适婚青年的社交、婚恋问题可谓是任重道远，这更需要我们全社会从广大青年的人生福祉出发，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在不断成就一代代青年的美满人生过程中，筑牢我们整个社会幸福生活的根基。

　　杜园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