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宾

　　中国正加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过去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和多个高能级城市已经拿出行动并有创新：在房地产市场“收旧换新”“以旧换新”；将部分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消化存量”；采取“市场+保障”双轨模式“优化增量”；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统筹“市场+保障”的住宅用地供应安排等。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近日在接受 中新社 国是直通车采访时称，中央、地方以及社会资金层面应继续加大对保障房的金融支持力度，以解决三大难点和挑战，圆满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

　　一是政策资金体量应覆盖保障房筹建成本；

　　二是从区位上努力平衡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与商品房去库存的紧迫性；

　　三是要促进保障房市场收益与资金成本大致匹配以实现经营可持续性。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作为顶层设计，《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

　　庞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态、结构和特点，都在不断演变。尽管政府在不同阶段积极调控并规范住宅市场，提出“公租房”“廉租房”等政策保障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然而在实践中，相较于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入，尤其在高线城市，保障性住房供应仍显滞后，大量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面临较大缺口。

　　在此背景下，为实现城市新增人口“居有所安”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双重目标，国务院于2023年8月发布《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下称“14号文”)。

　　关注点有很多，比如在配租保障房方面，除原有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体系外，针对新市民和青年人群的“保租房”是当下发力的重点。

　　“十四五”期间，全国原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870万套，然而随着实践中部分高线城市人口加速流入以及中央对保障房建设愈发重视，部分城市开始动态调整自身规划以适度增加供应。如：深圳将原有规划的54万套提升至74万套，成都将原有规划的25万套提升至30万套等。截至2023年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已完成建设和筹集约573万套，完成“十四五”期间原计划量的65.9%。

　　在配售型保障房方面，“14号文”确立了“土地成本+建安成本+利润”的保本微利配售规则和“封闭管理不得上市交易，闲置转让由政府回购”的运营管理机制，主要解决工薪群体、城市引进的科技人员、教师以及医护人员几类人员的住房购买需求。

　　整体规模上，鉴于配售型保障房概念提出相对较晚，目前各地对该类型保障房规划仍处于政策探索、先行先试阶段。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重点城市已有超过13万套配售型保障房进入建设期。从数量上看，2024年福州计划筹建套数最多，为1.24万套；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西安均在1万套左右；其他二线及三线城市规模均在2000至4000套之间。预计后续各城市将出台相应具体规划，配售型保障房规模占比有望得到提升。

　　国是直通车：目前来看，保障房的筹建渠道有哪些？

　　庞溟：从建设方式来看，保障房的筹建渠道分为新建和存量盘活两种：新建指在新增建设用地中，新建商品房可配建一部分比例保障性住房；其他筹建渠道均为存量盘活，包括企事业单位自有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业园配套用地、非居住存量房、存量居住房改建五种方式。

　　不难看出，保障房建设将对盘活存量闲置房屋和低效土地资源具有显著作用。

　　根据“14号文”规划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需要先确定保障性用地，主要是将原有闲置低效工业、商业、办公用地，变更土地用途，然后在不补缴地价款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划拨模式完成供地。而允许高库存城市将存量商品房改建作保障性住房，则具有一石双鸟的作用：既可以完成保障房供给，覆盖新市民需求，又能去化新房库存，缓解当下商品房市场压力。此外，建成后的项目将执行保障房政策优惠，如水电气价格执行民用标准、增值税房产税减少等税收支持。

　　国是直通车：保障房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怎么通过金融服务为保障房建设保驾护航？

　　庞溟：历史数据显示，地方财政是保障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贡献度长期在95%以上。然而，出于保障房本身“保本微利”的民生属性，无论是新建还是存量改造，大规模的保障房筹建仍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长期支持。

　　我们认为，中央政策性资金和社会资本将成为短期破解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难题的关键，而地方政府作为建设运营的主力部门，长期来看也应及时灵活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

　　中央政策资金包括作为财政计划内资金的中央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保障房专项贷款、特别国债相关资金支持等。

　　以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为例，这是当下商品房去库存、筹集保障房最重要的资金来源。2024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利率1.75%，并将2023年推出的在部分城市试点的1000亿元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并入管理，该政策将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

　　人民银行将按照贷款本金的60%发放再贷款，后续可带动21家全国性银行贷款5000亿元，支持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用作配租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国家发改委之前表示，将连续几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两重领域”，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我们预计，保障房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未来有望获得特别国债资金的长期支持。

　　国是直通车：地方有哪些金融工具和政策支持，可以用于保障性住房呢？

　　庞溟：地方政府专项债。这也是过往建设保障房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据统计，2021年至2023年，地方政府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规模分别为6245亿元、6319亿元和4705亿元。2024年专项债投向整体保持十大领域不变，但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域里新增了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两个投向。

　　地方政府计提土地出让的溢价资本也可作为保障房建设的增量资金。如果要看创新运营模式，可采用保障房“先租后售，租售联动”模式，提升项目现金流稳健性。新加坡、中国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推出过“先租后售”模式的住房计划，允许购房者先通过租赁方式获得住房，并在满足条件后有机会购买房屋。内地包括重庆、深圳、上海、东莞和湖北等省市也曾先后对此类模式做出有益探索。

　　国是直通车：政策资金之外，我们能沟通哪些方法来引入社会资本，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庞溟：商业银行在未来有望加大对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2024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指出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应以市场配置为主，为租赁住房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明确提出支持企业和事业单位依法依规批量购买存量闲置房屋用作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利好政策。

　　我们认为，应在政策优惠和引导下进一步健全完善以政府投资和政策资金为主、市场引导下的社会化资金为补充、全方位多渠道金融支持的体系，更好地加大投资、融资和运营各环节的资金利用效率和金融支持力度。

　　从中长期看，应着眼于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房地产融资体系，从源头处理好人、地、房、钱的关系，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房地产发展方向，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健康增长，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

【编辑:刘阳禾】

原标题：从出土文献谈早期七言诗体的核心功用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研究中，七言的起源及生成原理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较多的。近年来，古代文学史学者结合传世作品和新出土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深入探讨，大致形成了一些共识。目前，大家已经认识到，七言是四言字组与三言字组在骚体和民间谣谚中同时探索磨合出来的节奏关系，在先秦文学中已存在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和远源，到西汉时代双音节词增多，较为成熟的七言诗体逐步登上舞台，东汉以后则已相当流行。不少学者也已归纳过，早期七言诗体的出现场合大致有：民间人物品评谣谚、字书歌诀、郊祀及镜铭等颂词以及王逸《楚辞》注等。（葛晓音《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可是，为什么七言诗体会集中运用于这些地方，五言、四言等常见的汉代诗体，却较少通行于所有这几类场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换句话说，七言诗体从一开始孕育到成熟，其内在的体式特征与现实功用之间究竟有何种特殊关联？

从新出土文献提示的汉代七言诗体的形式特点、运用场合及自我定位来看，七言之所以在汉代成立并流行，主要并不因为其适宜于“堆垛物名”，而是与它内蕴的“四/三”解释性结构适应社会教化和宣传存在直接关联。四言、五言因为字组结构较为简单，句与句之间关系紧凑、意脉融通，更适合于叙事、抒情，故与早期七言的功能和运用范围有比较明显的分途。

七言诗源头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关于完整七言诗《柏梁台诗》的真伪、时代。对此诗性质的正确认识，是解决早期七言诸多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胡小石先生从诗句意涵的分析角度也是持伪托说的，认为“即便在汉代就有这篇东西，也断不是汉武帝君臣所作的”，他同时主张“此诗的来源，现在也未尝不可以窥测一大部分。这是后人戏仿汉代字书而作成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这一推测在《柏梁台诗》旧有争论中最显通达，极富卓识。在胡先生讲稿出版之前，我曾对《柏梁台诗》的几句疑难文句作出新的解释，指出这首诗从文本角度出发，最平实的理解就是对汉代帝王及各层级职官身份、机构职掌的铺叙和议论，而且并不拘泥于每官一句；受到敦煌汉简和流散的汉代木牍七言《风雨诗》文句内容及特点的启发，我尝试论证了《柏梁台诗》是西汉中后期闾里书师编纂用以普及职官名物的俗文学作品。（郭永秉《〈柏梁台诗〉的文本性质、撰作时代及其文学史意义再探》）这一观点与胡先生的推测不谋而合。出土七言《风雨诗》最后的畸零句自道其功能是“兴章教诲（或作‘敦教’）兮诚难过”，自矜其诗在敦厉社会教化、普及文字和知识方面的作用，与《柏梁台诗》末尾“迫窘诘屈几穷哉”一句感叹戏仿字书之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给我们认识七言诗体在汉代的核心功用带来了重要启示。

如果我们将《柏梁台诗》“柱枅欂栌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等句与汉代中后期出现的七言字书《急就篇》等比较，就很容易明白这些作品的语文教育功能。从字书的编纂体式变化角度，结合出土资料的新知，在七言名物词堆叠的功能之外，可以看到更为关键的七言韵文演化的过程。秦代编纂的《仓颉篇》等字书，承袭西周《史籀篇》以来的体式传统，本是四言的作品，西汉断六十字为一章以后的《仓颉篇》，有的被铺展为七言体，例如水泉子汉简《仓颉篇》每句后三字是“对四字文意的一个顺势延伸，有简单训释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义更加完整或确有所指。”（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四/三”结构这种内蕴“简单训释”的形式，有极为明显的说解宣教意味，正出于民间基层教育的目的，也应当是西汉中期以后蜂出的七言字书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水泉子七言《仓颉篇》是受到《凡将》《急就》《元尚》等字书的影响而作，似不如把此类七言字书视作确立七言教化功能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更为妥当。余冠英先生曾指出，东汉时代“王逸所作楚辞注往往用整齐有韵的句子而赘以一个‘也’字。如将‘也’字删去便成韵文”。（《汉魏六朝诗论丛》）其实，这种意脉并不连属的七言有韵注文体式，并不是到东汉以后才出现的。《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以下十多条，和一般的解释词义的条目有很明显的差异，它们是解释《诗经》中一些叠音词在诗歌中的兴喻之意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指出，这种内容与汉人的章句之学的体裁最为接近，它既是对原来《诗经》文本的解释，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在内，类似于汉代“傅（赋）”的体裁（如刘安作“《离骚》传〈傅〉”）。（《王逸〈楚辞章句〉研究——汉代章句学的一个面向》）如果我们同样把《释训》这一部分每句句末的“也”字去掉，就成为“子子孙孙引无极。颙颙卬卬君之德。丁丁嘤嘤相切直。蔼蔼萋萋臣尽力。噰噰喈喈民协服。佻佻契契愈遐急[亟]。宴宴粲粲尼居息。哀哀凄凄怀报德。倏倏嘒嘒罹祸毒。晏晏旦旦悔爽忒。皋皋琄琄刺素食。欢欢愮愮忧无告。宪宪泄泄制法则。谑谑謞謞崇谗慝。翕翕訿訿莫供职。速速蹙蹙惟逑鞫”这样一篇十六句职觉合韵的七言韵文（职觉合韵的押韵形式多见于《诗经》《楚辞》，时代特征当并不很晚），同王逸注《楚辞》的形式极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七言韵文所释解发挥的叠音词兴喻之意，大都又和《大雅》《小雅》《王风》中关于君臣德行、操守、规范以及治政得失的社会意义相关，密切配合诗教的主旨，在知识阶层起到教化讽喻功能；西晋时代郭璞注《尔雅》，于此处即着意模仿《释训》的体式特征（参看臧琳《经义杂记》卷七《〈尔雅〉经注用韵》条），也是诗教形式上的一种传承。这一现象不但是离析《尔雅》文本内部的层次早晚的线索，更提示我们，早期七言诗体文句之间意脉缺乏连缀的表象，正是七言诗体内在的说解、教育功能导致的。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回过头去分析一下汉代常见的七言诗体经常出现的那些场合，会发现其宣传教化的意图是明晰地贯穿始终的。

首先是《郊祀歌》祝颂文辞和镜铭。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言，《郊祀歌》“多是对场面的铺排和吉祥的颂词”“汉代镜铭也都是祝福的颂词和铭辞”，因此不需要各句之间意思通畅连贯。可以注意的是，这些看似很虚的祝颂文字中反映的是汉人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期许，给听闻祝颂和看到文辞的人以正向的激励与教化，在日用中形塑汉人的主流价值观。例如“长丽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鴹，神夕奄虞盖孔享。”（《郊祀歌·天地》）即是希望祭祀之乐能让神灵长久得享，使得阴阳和谐、节候得宜、祥瑞并至，在伴乐的吟唱中将“皇章”（即皇家礼律）的教化意义潜移默化融入其间。汉代镜铭中除了“上方作镜大无伤，巧工刻之成文章”一类推介铜镜本身制作水平高超的七言之外，更多的是关于辟除不祥、敬事君上、位登公卿、夫妻恩爱、长奉双亲、子孙无穷等价值观的宣教，相较而言，四言的“吾作明镜，研金三商，万世不败，朱鸟玄武，青龙白虎，长乐未央，君宜侯王”更类于祝告性吉语，七言的“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长保二亲乐未央、宜侯王”，其价值观说教的意味就浓重得多了。更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衣镜。衣镜功用与一般铜镜近似而不全同，但因为大面衣镜板框可容纳文字的位置更大，就能加入更多宣教的成分。在镜框盖板上类似于镜铭的“新就衣镜兮佳以明，质直见清兮政以方。……福熹所归兮淳恶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一大段七言（去掉“兮”字即是）铺陈之后，又加上了赞颂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卜商等行迹的七言句“临观其意兮不亦康，□气和平兮顺阴阳，□□□岁兮乐未央，□□□□□皆蒙庆”，并在镜框背板上附有简略的孔子及弟子的传记。（王意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这是儒术得到汉朝官方承认之后，儒家教育借由七言诗体融入日常生活的尝试。

句中四、七字叶韵的七言诗体，集中见于两汉品评人物的谣谚。（王运熙《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这些针对高级官吏和士大夫的品评谣谚是汉代观采风谣的一个侧面，是儒家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具体作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这类七言标榜语去除后三字常见的人物名号内容，很显然是要在官吏选拔过程中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里敦厉高尚德行、丰赡学养、提倡清正独立的为官品德等正面价值。七言体谣谚的源头，现在明确可以追溯到秦简《为吏之道》《荀子·成相》中的七言体，葛晓音先生曾论证这些战国至秦的谣谚类七言在句式特征、节奏构成、语法意义上与骚体七言的差异，很值得重视。因为谣谚重于社会宣教，像《为吏之道》和《成相》这类官箴和治政为核心的作品，需要在每一句七言中植入有较为具体、坚实的语法意义的成分、以陈说事实、讲清道理（例如《为吏之道》的“掇民之欲政乃立”、《成相》“务本节用财无极”“厚薄有等明爵服”），而抒情性较强的骚体七言在句首、句腰部分常出现虚字衬垫的作风，则显然并不适合于社会宣教。因此，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的角度讲，把早期七言诗体的源头追溯到《为吏之道》《荀子·成相》谣谚格言类作品，自然更为合理。

（作者：郭永秉，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责编：王连香、李楠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