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到“转型时代三部曲”，再到最近出版的“城乡中国三部曲”，乡村题材一直是叶炜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这次他将目光聚焦于鲁南抗战史，推出“红色鲁南三部曲”首部《东进》，目的是“致敬那一片热土，最大真实地抵达历史的光明与幽暗之处”。尽管叶炜形成了“新乡土写作”和“新战争叙事”并驾齐驱的个人创作风格，但他的写作根据地始终是出生地——鲁南枣庄。

　　同样写鲁南革命史，叶炜的《东进》不同于王凌晓、连德梓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色鲁南三部曲”（《苍山星火》《沂河怒涛》《抱犊崮下的硝烟》），不同于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也不同于张新科以活跃在苏鲁边界和运河两岸的运河支队为对象的《大河》，它是一部整体反映山东革命根据地开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既涉及临城大劫案发生地抱犊崮、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驰骋的沙场，又描摹鲁西南乡村的自然文化、风土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有意寻求乡土写作与战争叙事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无疑合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点，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找到了二者的交叉点。

　　《东进》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抗战与剿匪并置，与之相应，作者设计了双线结构：主线是以八路军政委谷四喜等为主要人物，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后展开的重要战斗为叙述主体；副线是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崮土匪的斗争和团结，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武装力量。主线与副线交织并进，抗战与剿匪密切配合，使得小说的故事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叙述节奏也变化有序、张弛有度，有效增强了文本的传奇性、地域性、丰富性、可读性。

　　二是软硬兼施，虚实相生。叶炜曾说，“小说既是经验和知识的产物，更是虚构和想象的大成。”在我看来，经验和知识是实，靠的是作家的硬功夫；虚构和想象是虚，靠的是作家的软实力，好的小说家一定善于软硬兼施，好的小说一定是虚实相生。尤其是对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更需要严格把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按照美学家李泽厚的说法，“度”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是“美”的基石。如何把控这个“度”，既是对小说家写作技能的考验，更是对其审美水平的考验。真正做到“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不容易，作者在主线部分基本按照大事不虚的原则，贴近史实，力求还原，在副线部分基本按照小节不拘的原则，贴近生活，合理想象，把革命战争史和人物的生命史、情感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虚实相生中，塑造出谷四喜、白雪、刘玉胜、刘本功、刘黑棋、赵一味、赵灵芝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

　　毋庸讳言，或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囿于史实，从而导致了主线部分对谷四喜的塑造稍显平淡和扁平，反倒是副线部分对刘玉胜、赵一味的书写，生动、鲜活、可读性强。比如第一章刘玉胜“斗鹌鹑”、第三章赵一味“走抱犊”、第九章赵一味挖“野人参”等。希望作家接下来在创作三部曲的后两部《北征》《入浙》时，能扬长避短，将软硬兼施、虚实相生的艺术追求实现得更为圆满。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袁勃、赵欣悦)

原标题：增进民心相通：深化中非高校合作的有效途径

　　 近期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民心相通专题论坛发布了“丝路心相通”共同倡议，并强调将在教育等领域进一步开展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倡议得以顺利落地的重要保障。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政府设置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开启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交流的新时期。非洲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54个非洲国家中有52个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对非教育合作始于1956年，而正式提出规模化的高校合作始于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在该计划中，中国“倡议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选择中方20所大学（或职业教育学院）与非洲国家的20所大学（或职业教育学院）建立‘一对一’的校际合作新模式”。这一计划在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和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中被进一步强调。2023年7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非洲大学协会（AAU）共同成立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其秘书处和研究院也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挂牌成立，这标志着中非大学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本文基于对“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的大部分参与院校和非洲孔子学院的访谈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从确保项目成效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对继续深化中非高校合作提出若干建议。

　　项目设置需与大学自身发展的使命相一致

　　 大学合作是双边的国际活动，对非大学合作，不能仅仅看作一种单方面的援助，而需要结合大学自身的独特属性，考虑大学自身的使命。从既有的项目实施来看，实施效果的显著与否和学科在该大学学科系统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如果合作的内容正好是大学的重点学科，那么合作就会受到高度重视，实施起来也更加顺畅。例如，南京农业大学和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两所大学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发展，而且强化了埃格顿大学的社会影响，使其在东非地区的农业领域享有盛誉。

　　 如果大学自身本来就有教学科研方面的对非策略，也有助于中非大学伙伴关系的发展。例如，浙江师范大学自2003年起就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其比较教育学科也专注于非洲教育研究，对非策略在学校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众多学院、学科已经将非洲研究纳入其中，并积极开展对非合作，为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设置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北京大学中东研究所很早就设置了阿拉伯语系，与开罗大学有很长的合作历史，很多教师和学生曾前往开罗大学学习，对其成长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设置能够“在非洲土壤中生长”的合作项目

　　 “研究非洲、懂得非洲”是中非大学合作成功的关键。

　　 研究非洲，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了解非洲大陆不同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使合作项目契合该国的发展战略。非洲是一个多样性的大陆，包括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样态，因此，其发展需求和重点也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已经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例如摩洛哥、突尼斯、毛里求斯等。另一些国家正在成为信息技术和创新的中心，例如肯尼亚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卢旺达的电子政务和埃及的科技创新中心等，但还有一些国家在减贫、粮食危机、疾病治疗、维持和平等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需要深入了解非洲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优劣势和发展需求，以使合作项目嵌入其发展规划之中并成为优先事项。非洲大陆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其发展阶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世界知名的大学或学科，比如埃及开罗大学的考古学，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加纳大学的经济学、法学，内罗毕大学的医学、工程学等都享有国际声誉。很多大学正在积极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如加纳的开普海岸大学、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等。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索马里、南苏丹和利比亚等冲突和动荡国家，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则举步维艰。因此，在中非大学联盟中，有的大学之间基本停留在援助关系，有的是能够相互受益的合作关系，而一些学科也在向非洲学习。总之，只有在懂得非洲及非洲高等教育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设置能够“在非洲土壤中生长”的合作项目。

　　加强农、林、水、医学和人文社科领域合作

　　 非洲国家囿于自身的发展阶段，把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在高等教育合作方面，孔子学院、“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鲁班工坊、“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为非洲培养改善民生、现代化治理人才作出了贡献。从现有项目来看，扎根下去且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是农业、林业、水科学与工程学、医学、语言、教师教育等领域。未来的合作应该鼓励更多的农林大学、拥有水科学与工程学的高水平综合大学、师范大学、高等职业院校等参与进来，壮大当前的合作规模。

　　 在医学领域，中国政府在向非洲提供医疗物资、建设医疗设施、提供疫苗援助、派遣医疗专家和医疗队赴非洲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等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未来大学之间的合作可以探索新的方式，如在非洲本土建立医学教育中心，或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和人工智能，创建新型的联合医学教育项目等。畜牧业也是非洲的重要产业，而动物医学则是非洲缺乏的学科，可将相关领域纳入大学合作之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非合作历史悠久，为民心相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现有项目的成功经验来看，语言教育、教师教育、现代化治理等仍然是合作的重点领域。此外，很多非洲国家的大学开设有专门研究本土文化的学科和研究中心，中方大学可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联合设置落地于非洲大学的当地历史、语言、文化遗产、社会动态等研究中心，从而跳出单向援助的思维定式，培养了解非洲、懂得非洲的中方人才。

　　优化项目运行机制

　　 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是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运行机制包括项目的规则和程序、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沟通与协作、反馈与调整、监督与评价等方面。只有双方都参与运行机制的制定和实施，项目才能取得成功。孔子学院通过双方共同负担资源投入，共同进行行政管理、资源分配、人员管理等，经过20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外大学合作的成功典范。不过，也有一些合作项目还需要中非双方的高校在资金和资源支持上加大力度，从而提高双方管理层和教职员工对合作的重视程度、对项目的参与和支持力度。

　　 影响合作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和语言背景，合作过程中，双方也都有过因沟通不畅导致项目难以继续的情况。因此，建立清晰、高效的交流和合作机制是合作成功的关键。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造成的沟通障碍和理解困难需要双方积极主动地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适应。此外，监督与反馈是项目优化和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在机制建设中，这是相对薄弱的环节。未来，在政策进入新的循环的过程中，应该让项目的实际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研究者等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积极倾听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使项目设置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逻辑，这是项目不流于形式的关键。

　　 （作者：田小红，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责编：李昉、郝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