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记录社会的真实风貌，是文学的价值和特点。本期3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轨迹、展现人性光辉。他们的作品记录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变迁，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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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升：在现实中捕捉文学的亮光

　　郑欣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谈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杨晓升给出的答案是“在繁忙的公务与个人创作的夹缝中艰难跋涉”，但不管是早年作为记者奔走在调查走访一线，还是后期在文学杂志主持办刊，身份、环境的变化都不曾让他放下手中的笔、放下心中对文学的热爱。

　　“作家的内心有一台情感的雷达，能随时捕捉外界的细波微澜。”缘起于热爱，坚定于使命。40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杨晓升一路行走，一路观察，一路思考，一路创作，用情体察世间百态，尽心书写时代的脉动。

　　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在作品中将打动人心、引起思考的内容揭示出来

　　虽然高考时随社会大潮报考了理科，读了生物专业，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杨晓升在大学期间一直活跃于学校的文学社团，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习作。1984年，他成为《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如愿从事喜爱的文字工作。

　　记者思维培养出的一双敏锐慧眼不仅让杨晓升洞穿时代变革，且能用笔揭示社会现实发展。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16年间，除了创作出多篇中短篇小说，杨晓升还留下了《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拷问中国教育》等共计几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来虽然调换工作，忙碌之余杨晓升仍笔耕不辍，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也诞生于这一时期。

　　数年采访历程，可谓艰苦卓绝。联络渠道难寻、采访对象内心抵触、采访过程磕磕绊绊……各种现实性的阻碍让杨晓升的走访屡屡碰壁。而深入的挖掘，也意味着要不断揭开失独父母的伤疤，在采访中，杨晓升往往随着受访者的讲述与他们一同落泪，“在情感上备受残酷折磨”。这一题材在当时社会的敏感性同样让出版工作历尽艰辛，直到2014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终于以《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为标题顺利出版，一经问世，立刻在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描写了6个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及其生活状况，而这只是杨晓升所见证的失独家庭中的一部分故事。“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我认为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本书。它让我觉得，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一定要看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共鸣，乃至于引发对于全社会的广泛影响和思考，如果能推动社会进步，那便更好。”杨晓升说。

　　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

　　2000年，杨晓升从《中国青年》杂志调到《北京文学》杂志，并在之后任执行主编，主持《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杨晓升将创作重心转向了中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海棠花开》讲述了赵家三代人跨越70年的命运和故事，一大家人经历重重矛盾纠葛，分分合合，最终迎接“和气”的回归。触发杨晓升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因，是他听闻身边一对老教授因子女远居国外，身边无人陪伴，偶尔碰到校园中职工一家其乐融融的场面，总会驻足长久观看。于是杨晓升开始思考，“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来说，显赫的名声，最贴近本真的亲情与生活，究竟什么是更重要的？这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但现实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以一座寻常老北京四合院作为起笔展开叙事，落到对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人生、命运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成为小说的核心。从寻常生活中剥露隐藏其中的现实内涵，正是他文学创作的一贯风格。

　　杨晓升将作家应具备的功力概括为感受生活、发现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在他看来，优秀的文学作总是能揭示出生活中某个方面的本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而所谓火焰就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有价值的素材”。

　　脚步不停，创作不止。退休两年来，杨晓升仍积极奔赴祖国各地，汲取生活灵感，采风、讲课、应邀出席各种文学交流活动等等，他坦言自己一点也不比在职时清闲，可他忙得快乐、充实、自在。在他看来，自己如今进入了一种更加自如、稳健的创作状态。“不管是从阅历还是生活积累的角度上看，自己现在已到了写作的黄金阶段。由于有相对充足的个人时间，如今我也有更多的思考和想法，接下来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创作，力争将心中的一个个想法化为一篇篇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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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马：为文学情结注入哲学色彩

　　甘柳 张晓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伟

　　年少时期的劳马本以为能够进入中文系完成自己的作家梦，奈何却因校长一席话进入哲学系学习，但哲学却从另一方面滋养了他的写作。哲学为劳马的写作提供了一双“慧眼”，使其能够在思想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上把握人物，从现实日常生活入手，揭露人性本质，反映社会现象和本质，这种直抵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写作，让劳马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代表。

　　只能用一种语言讲述的故事，不是好故事

　　“只能用一种语言讲述的故事，不是好故事；不需要读两遍以上的小说，一篇都不值得读。”这是2019年1月9日劳马在曼谷获得泰国颁发的“年度最佳作家奖”荣誉称号时说的一段话，如其作品中的语言一样，保持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

　　劳马自嘲说，自己是一个“过气”的写作者，但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劳马的“战绩”却十分不俗。据不完全统计，劳马的小说先后被翻译成俄文、蒙古文、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等20余种语言出版。

　　“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翻译得最多的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著名作家阎连科这样评价劳马。劳马的作品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他总是能从一件小事中勾勒出人性并揭露一定的社会现象，这与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同时哲学功底也为其观察社会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他总能在表象的背后迅速抓住实质，用日常小事讲出深刻道理。

　　劳马小说中所反映的人性共通点，让很多读者都能在自己身边人物中找到影子，这从侧面体现了劳马塑造的人物形象兼顾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反映某些社会本质的东西，如此这样才能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走进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的内心。

　　写作要对生活去粗取精，提炼虚构

　　劳马笔下人物都不是一些“高大上”的英雄式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比如农民、小公务员、村干部、教师、企业家等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一些荒诞言语和行为，老马的作品总会引得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不少快乐。

　　劳马认为：“笑的对立面是严肃，既不是悲，我认为也不是哭，就是严肃。”在谈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原型时，劳马说：“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有现实原型，但是并不能单拎出来具体说是谁，通常是把若干个人物合到一起去写。”劳马认为，生活真实是客观真实的，但也是杂乱、无主题、表面化的，写作要对生活去粗取精，提炼虚构，而虚构则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转化的中介。

　　虽未有进入中文系学习，但是哲学的学习也在另一方面促成了劳马的文学创作，并为他的写作增添了一股哲学的意味。“在评论家和读者眼里，总觉得我的小说意味深长，这可能就是思想性吧。这跟我的教育背景有点关系，但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营造这种意味。”劳马说。　　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语言和行为的刻画，为劳马创作剧本提供了便捷通道。“一个小说家要写话剧剧本，对他的小说才能和潜力的发挥是离得比较近的，把对话那部分处理好了就可以，不用再去描写那些景物”。正因为这样，他说自己“在小说写作上我就比较善于写对话，所以剧本我很舒畅地就写下去”。2012年6月3日，劳马编剧的话剧《苏格拉底》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演，同年9月20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写作只要有兴趣、有心情，在哪都能写，它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推着你不断成长

　　“小时候作文写得比较好，小学，特别是初中总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写的作文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大概是这样一种激励，我对文学的兴趣就来了。”谈起与文学的缘分，劳马依旧能够回忆起将近50年前的小学时光。

　　这些经历无疑在劳马心里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上大学的时候，尽管学的是哲学，但劳马“会去文学系听听课，听了一些比如说文艺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小说史、艾青诗歌等课程”。哲学和文学的双重滋养，为劳马以后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丰厚的营养。

　　劳马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开启了高校工作的职业生涯。即便职位在不停地变动，但他与文学的缘分始终在续写，“零零散散写了一点，写完就搁抽屉里头”。1999年，在《短篇小说》上发表自己的第一个作品——《咳嗽》后，劳马的小说创作迎来了高峰期，此后大量作品陆续发表在报刊上。

　　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少年，劳马认为“阅读的多样性很重要，读过的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要适当地聚焦精品书”。在劳马看来，写作的兴趣很重要，要多读多写，“文科或者理科生都用对方学科的视角去看一看，这样所看到的世界也比较全面。而写作只要有兴趣、有心情，在哪都能写，它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推着你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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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宏：众生皆草木 唯有时代是青山

　　谢蔓 张晓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龚蓉梅

　　从皖西一个贫困的小城镇闯到北京，项宏出走半生，没有忘却的是故土。他挥笔写就《人间草木》，将自身的经历融入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之中，用26万字的跌宕起伏，书写出主人公的心路、情路、人世路，以书中人物命运作为时代背景的缩影，描绘出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村剧变。

　　真实，写作的底色

　　《人间草木》是项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22年4月，中国作协的一项征文活动触发了他的灵感，想要写写自己的家乡。一个多月成稿，数个月修稿，初稿30多万字，又几经删改缩至26万字。“我一直想写点家乡的东西。但散文可能容不下，也不连贯，会比较零散。于是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由此，《人间草木》从安徽青螺镇缓缓展开。

　　青螺镇原本是穷乡僻壤，生于此地的陆子归，自年少时便体会着农村“大包干”前生活的艰难。他少时励志通过考学走出农村，后辞去县里工作、辗转到北京，先做餐饮、帮扶农村养殖业发展，又协助“人间草木生态园”落地、延续，其间与3位女性角色相识相知、命运交织。写主人公所见所行，项宏笔触优美生动、自然流畅，字里行间散发着现实主义的辉光。写爱恋时，文笔至情至性，令人泪下。

　　项宏生于皖西、长于皖西，19岁入京。世纪之交的北京，霓虹闪烁，然而对于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而言，起初的生活可以用居无定所来形容。“那时候生活比较苦，写作单纯是兴趣，日子慢慢熬过来了，就想写一些文字。”如今项宏经营着多家公司，并涉猎生物科技和餐饮行业。过往经历不仅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让他写作起来更为纯粹，更是作为养料，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

　　丰富的阅历，让真实成了项宏写作的底色。而真实的写作，也是项宏给青年作家的建议和心得，“踏踏实实地生活、写作起来别假大空”。项宏用自己年幼时经历的一件小事为例：“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却没有米，只能到邻居那借米。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还是觉得比较尴尬。一碗米如今很普通，但对于我小时候的农村是非常珍贵的。借米的时候，可能人家盛一碗米再用筷子刮平，还人米的时候，挖了一碗米，则是很冒尖的。”这样的细节，后来被他写进写小说里。

　　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

　　在创作过程中，查阅《本草纲目》等专业书籍、咨询了解中草药知识的专业人士，又结合年幼时在山林中挖草药、卖草药等经历，项宏以中草药种植为线索，贯穿全文。“一来设计情节，铺垫描绘陆子归和孙茜之前的情感；二也借孙茜之口，点出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项宏说。

　　小说中的孙茜，生于中药世家，年幼时爷爷挖草药、种贝母，为家人换得口粮。长大成人后，孙茜虽然靠餐饮在北京立足，但身体不适、病痛缠身，回家乡是她的夙愿。人间草木生态园就是孙茜一手设计、打造，不但药材种植成功，也成了青螺镇著名景点。“‘人间草木，相互依存。’这句话是孙茜去世后留下的话，其中一层含义就是因为她种植中草药，离不开家乡。”项宏说。

　　书中角色众多，和故土关系不一。老一辈人，物质匮乏，扎根于山村，相互桎梏、相互耗竭，如同困兽之斗。而新一代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有的靠求学离开山村，有的固守土地、安于种植，也有一些人背靠祖荫，为祸一方，更有人在外发展后返乡，为家乡事业出力。

　　面对书中不同人物的命运，项宏的内心是存在悲悯之情的。“每个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身不由己，来不及停歇和喘息。个体的悲欢离合在时代大幕布下，既大，又小。可喜的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在向好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乡村发生了巨变。”乡村的巨变，项宏是见证人，也是亲历者。全书结尾，陆子归和俞茹烟相偕向冈上走去。此时，故土的青山和河流几经周折，终于恢复颜色。一切尘埃落定，草木郁郁青青，于沉默中记下千言万语。

　　如今，项宏对于家乡的感情，仍然深厚，空闲时也常常返乡。“虽然不长居家乡了，但是听到家乡的事、接触到家乡的人，仍然会觉得熟悉、亲切、挂念。”项宏说，一路走来、世事起跌，故乡水土仍怜游子，而写好故乡，会一直是他今后创作的方向。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卞立群】

　　核心阅读    

　　“四下基层”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项重大创举。35年来，“四下基层”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主体上不断拓展、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

　　

　　“四下基层”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35年来，“四下基层”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主体上不断拓展、在形式上不断创新。把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作为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必将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

　　“四下基层”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项重大创举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身作则带领各级党政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光辉典范。

　　把为民造福作为“四下基层”根本出发点，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20世纪80、90年代，宁德霞浦和福安一带沿海有不少世代以船为家的连家船民，长年累月漂泊于海上，生活相当艰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连家船民的生活境遇，亲自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制定方案，推动连家船民上岸，让他们过上了岸上有房、作业有船的新生活。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身体力行守护好群众的菜篮子、肉案子、米袋子，着力解决群众就业、子女上学、看病、住房等急难愁盼问题。将百姓的衣食住行、利益福祉挂在心上，矢志造福人民，以强烈公仆之心和念兹在兹的深厚情怀推动各项工作，这是共产党人为民造福、为民执政的鲜明特质。

　　把基层一线作为“四下基层”关键所在，确保党的政策主张落地生根。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1988年12月20日，宁德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在霞浦县举办。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地县两级领导与102名来访群众对话，受理各类问题86件，当场答复解决12件，其余的要求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到省里工作后，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南平向农村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和乡镇流通助理的实践经验，从中凝练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工作思路并在全省推广，促进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农民形成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的有机整体，开创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局面。坚持工作力量下沉，鼓励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基层一线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基层治理的生动体现。

　　把以研促谋作为“四下基层”突出抓手，有力促进决策质量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抓手。1988年6月，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习近平同志首先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跑遍9个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闽东地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扶贫先要扶志”等发展理念。在宁德工作期间，他跑遍绝大多数乡镇，留下了“三进下党”“三上毛家坪”等佳话。从调研起步，以调研开局，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鲜明特点，为今天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把问题导向作为“四下基层”重要方法，推动矛盾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摸清真实情况，集合众智提出解决办法，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三进下党访贫问苦、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下党村公路和水电建设、下屏峰村灾后重建等问题，造福当地群众。六年七下晋江，摸实情、谋发展，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既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体现了共产党人推动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

　　把走好群众路线作为“四下基层”重要支撑，推动干部作风持续转变。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源头活水”，只有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在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总是带着深厚感情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推动地委、行署制定“书记约访日”和“专员接待日”制度，主动把接访工作做到群众中去。在福州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十反对十提倡”，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坚决反对浮在上面、大力提倡深入实际”。通过深入群众倾听民声、问计于民，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以身示范推动干部作风持续转变，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四下基层”彰显强大时代生命力

　　35年接续传承，35年创新发展，“四下基层”早已跨出福建、走向全国，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随着时代发展和实践创新不断发扬光大，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强大的时代生命力。

　　体现深厚的为民情怀。“四下基层”立足于“下”，植根于“民”，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是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结交农民朋友，指点发展路子，被群众称为“百姓省长”。为民造福没有休止符，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村，深入贫困家庭访贫问苦，倾听贫困群众意见建议，了解扶贫脱贫需求，极大鼓舞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深厚为民情怀和崇高人格风范。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把暖民心的事办细，把顺民意的事办好。

　　体现鲜明的实践品格。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四下基层”坚持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发展落实在基层，体现鲜明的实践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要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深入基层研究回答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真正做到在一线察实情、在一线解难题、在一线促发展，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是“四下基层”的鲜明特征，体现了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体现系统的科学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系统思维，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四下基层”着眼于宣传发动群众与解决群众诉求相结合、问需于民与科学决策相结合、基层治理与作风转变相结合，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坚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工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让党中央放心与让人民群众满意相统一、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相统一，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体现实干的担当精神。“四下基层”展现了共产党人实干兴邦、为民造福的强烈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担当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担当中才能破解。广大党员干部要走出机关，下到基层，深入矛盾最突出的现场去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回应期盼，把为基层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与个人成长进步有机统一起来，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执笔：黄茂兴、林在明、雷晶晶）

　　《 人民日报 》（ 2023年12月27日 09 版）

(责编：岳弘彬、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