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物”“史”互证的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角度，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有效发挥教育引导作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当前，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入选“中国好书”，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包括中华民族的孕育与起源、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三个部分。该书用精美的考古实物，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传承赓续的历史基因，揭示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先民心系“中国”、内聚发展的精神密码。该书对文物的选择精当又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源自“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共同追求，构筑起一部实物实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了56个民族是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基因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的历史事实。这部书“让国宝讲话”“让文物活起来”，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又能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深入浅出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进行阐释。

　　编纂团队在全国近60家博物馆珍藏精品中遴选的100件珍贵文物，在考古学意义上具有较强代表性。文物图片清晰，特征鲜明，文字解释简洁典雅，可以跨越国界，更好地发挥国际传播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文物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根据主题进行适当组合，用文物内容上的逻辑性代替形式上的一致性。比如，第二章选取了62件文物，通过“秦铜诏铁权”“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组印”“辽鎏金双凤纹玛瑙柄刺鹅锥”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关键节点上的代表性文物，生动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怎样形成。书中对文物的阐释，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着重探究文物背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凝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使读者通过文物基本掌握历史脉络，并为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自豪。

　　通读全书，可以感受到编者的用心，也能够体会到他们为本书付出的努力。《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物”为载体，生动阐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等重要命题。该书以“物”“史”互证的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角度，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有效发挥教育引导作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4年05月08日 20 版）

(责编：牛镛、岳弘彬)

　　 中新社 深圳6月24日电 题：文明互鉴和文化自信何以并行不悖？

　　——专访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

　　 中新社 记者 索有为

　　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年近八旬的他于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重操旧业”的葛剑雄日前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畅谈中外图书馆的异同与进步、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强调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东西文化应互相尊重，实现美美与共。

视频：【东西问】葛剑雄：文化互鉴和文化自信为何是并行不悖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图书馆馆长是一所大学的重要学术岗位，您在年近八旬之际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中外图书馆能给彼此提供哪些借鉴？

　　葛剑雄：一个大学、一个好的图书馆，不仅仅要有书、告诉大家这本书在哪里，还要告诉大家某个学科的学术前沿是什么，最新学术动态是什么，最新的资料在哪里，怎么去检索……这就要求图书馆必须有一批专业的学科馆员。

　　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藏书、找书、看书的地方，还应该是全校一个信息、动态、思想、观念集中的地方，而且要有新功能。我们要创新，给图书馆提供更好的条件，让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空间更好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一个图书馆是十全十美的，图书馆有各种功能，有专业的图书馆，有公众的图书馆，也有适合各个不同层面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另外，现在各方面发展太快，即使在今天认为很理想的，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图书馆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作出不同的调整，从这个角度讲，我想最理想的图书馆只是在我心目中间，现在还没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陈骥旻 摄

　　1985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后来也到其它大学图书馆，发现他们和我们的图书馆有很大差别。

　　我们当时的图书馆任务是把书管理好、保管好。比如古籍不让看、不让复印，拍照担心闪光，也不可以。而美国图书馆的概念是每一本书最好都能来看，服务好读者，让书尽量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的图书馆条件之前太差，经过改革开放，馆硬件有非常大的进步。像我们学校这样的图书馆，和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学、一流城市相比，我们都当之无愧，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图书馆理念也已改变，就是着眼于为读者服务。当然，图书馆真正的理念、在人文方面的提升以及新功能方面还是很不够的。

　　各种图书馆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实现很好的匹配互补。比如要求高校图书馆都要向公众开放，这是混淆概念。特殊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做不了的时候，在某些地区或者在某个阶段，专业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为公众开放，是一种弥补。在正常情况下，这两者要区分开来，不然就造成资源的浪费；还有要求大学图书馆24小时开放也是没有必要的，个别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来安排。

　　现在大量电子资源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但很多人不会去利用。所以现在对图书馆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共享才是最重要的，图书馆永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在图书馆内学习。陈骥旻 摄

　　 中新社 记者：对于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来说，历史知识应该掌握到哪种程度？

　　葛剑雄：美国很多大学无论学什么专业，在本科必须学两门课。一门是历史，一门是艺术。艺术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审美观念。很多人都不明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后人对前人前事有意识地选择性地记录。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如果不选择，一般人不但看不懂，也没有时间看。那用什么来选择呢？用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来选择。

　　很多人误解学历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识，知道一个过程，其实学历史主要是有助于确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所以它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学科。

　　 中新社 记者：您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请您谈谈如何树立起“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

　　葛剑雄：很多人误以为历史地理是既研究历史又研究地理，但历史地理不是历史加地理，而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中华文明怎么产生的呢？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你看当初曾经满天星斗，各地都出现文明曙光，比如良渚文明，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后都暗淡甚至断绝了，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等，之后发展到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块地方当时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没有茂密的植被，容易开发成农田，而且它连成一片，这个管理成本很低。最后这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并且向四方扩展。所以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我把它归结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不断地适应地理环境、利用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环境，这样保证人类的物质文明。另一条主线就是从精神上成为人，不断地产生人性，巩固人性，来克服兽性、生物性。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地理环境。

　　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如果人们能够顺应地理环境，还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应。比如深圳，靠近香港，对外开放容易，这就是人文条件。又比如“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发挥海运的优势，这离不开地理条件。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障碍，但是利用它的话不是更好吗？包括竺可桢对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第一阶段靠考古资料，第二阶段靠物候资料(主要是历史地理)，第三阶段靠方志，也主要是运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所以历史地理学科未来对人类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九美旦增 摄

　　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这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环地中海周围发展的，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腊文明影响，而中华文明的确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地理障碍。印度靠中国最近，也隔着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印度洋。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进行有效交流的途径，所以很长时间内中华文明不了解希腊、罗马、埃及，希腊、罗马、埃及同样也不了解中华文明。

　　但另一方面，人类之间必然有交流的需求，更主要有一种深层的需求。总有人认为我们祖先怎么不开放，开放的动因是什么？其实只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动因。比如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但丝绸传出去之后外界就有了贸易的需求。中国对海洋也没有需求，古代海洋对中国而言就是“渔盐之利”，打鱼、晒盐，但盐实际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即使我们今天中国人食用的盐中，海盐只供应5%，其他盐来自内陆的盐矿。对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运，但古代中国并不需要。要知道在古代中国的确可以不需要世界，而世界需要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一种认为中华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没有联系的，不是这么回事。最早的小麦、黄牛、绵羊就是外界传入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巴比伦人传过来的，后来物质上传播过来更多，佛教也是外面来的，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确是长期没有开放的意愿和需求，这也是事实。到了今天，我们就要知道，面对当今世界，中国不开放是不行的。

　　除了价值观念，从思想上我们至少要了解人家。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文明互鉴。今天我们的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需求。

　　 中新社 记者：从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当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应该着重哪些方面，又该注意哪些问题，以更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葛剑雄：世界上各个重大文明，都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文明互鉴、文化互鉴和文化自信应该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片面地强调自信而没有互鉴，会变成一种自恋、自我封闭、自娱自乐。因为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适应特定的时间空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不但接受它，还把它变成中国文化一部分，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广泛的。但是对哪些应该接受，这是有选择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对哪个文明照单全收。对于文化自信这个概念，我的理解其实是文明自信。因为中华文明是我们以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总体一定要自信。但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优秀的，要认识到具体的文化各有千秋，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自觉地产生一种文化自信的概念。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导的：首先各美其美，大家都是文化自信；然后是美人之美，真心诚意地理解、赞美、欣赏其他文化的美；最后达致各种文化美美与共。大家都本着这样的态度，既有文化自信，同时尊重其他文化，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天下大同当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而是大家和谐包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价值观，离不开精神。(完)

　　受访者简介：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从事国际学术和文化合作交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文化、科考活动。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教育部)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编辑:胡寒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