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AI背景下翻译人才如何培养

“面对人工智能（AI）的冲击，我们提出‘拥抱技术、携手赋能’的理念。”1月6日，在山东省翻译协会年会暨翻译人才数智化培养研讨会上，山东省翻译协会会长王俊菊作上述表示。她说：“我们将聚焦AI时代的翻译技术前沿、探讨新时期新技术新应用、AI背景下翻译人才培养等话题，为会员提供技术支撑。”

当天，来自海内外的多个高校、知名企业的300余位翻译专家、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在“AI冲击翻译行业”成为共识的背景下，他们创新谋变，各抒己见，寻求突破之道。

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刘华看来，“外语人才培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机器翻译越来越成熟，误差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追求高质量、专业性和精确性的翻译，人工翻译仍然不可或缺，甚至是首要选择。

作为此次会议的举办地山东大学，其外国语学院与山东省翻译协会渊源深厚。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宏伟介绍，1996年，外国语学院牵头创建山东省翻译协会，运转十年后移交。2022年，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当选为上述协会的会长单位，此次大会是换届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AI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翻译行业为何要拥抱技术，培养人才？

在王俊菊看来，之所以关注这两点，一是因为整合学界、政界、业界三方合力，尤其能帮助业务规模小、没有条件实现内部在岗培训的广大中小翻译企业；二是因为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通过职业培训和前沿技术学习，才能提升整个翻译领域抗压承重能力。

在面临AI冲击的行业背景下，专家学者结合自身观察研究，给出意见建议。

“美文为什么难以产生美的效果？”在“让世界读懂中国——国际传播思维和理念的养成”主题下，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的上述设问发人深省。他强调了“译前编辑”的重要性，认为传播中国故事需要翻译人员正视文化差异，跨越文化差异，并找到融通中外的语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党委常委冯庆华教授从数字化赋能翻译教学与研究入手，探讨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中，做好人机合作，提高效率，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人才；而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翻译学特聘教授李德凤则通过研究ChatGPT对语言的影响，从技术写作撬动外语（翻译）教育改革入手，培养学生技术写作能力。

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徐彬教授表示，除了传统的译者能力，如文化能力、语言能力之外，译者需要了解并能有效驾驭AI翻译工具，以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

(记者 王延斌)

(责编：郝孟佳、熊旭)

　　推荐算法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算法就像信息的导航仪，通过深度分析和精准匹配，满足人们个性化的信息需求。然而，有一些人担忧，个性化推荐可能会让人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即人只看到自己喜欢或感兴趣的内容，忽视了那些有益的信息。信息茧房是真实存在的吗？人是否能突破“信息茧房”，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信息茧房”是个有偏见的概念

　　“信息茧房”最初是由哈佛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的。他警示人们，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定制自己想看的信息，如果人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可能会像住在蚕茧里一样。

　　当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算法还是一个相对模糊、尚未广泛应用的概念。“信息茧房”引入中国后，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有人担心算法自动过滤用户“没兴趣”“不喜欢”“不认同”的信息，人们每天看到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单一，难以接受新的观点和信息，就像被“信息茧房”困住了一样。

　　北京师范大学丁汉青教授等人研究发现，相比于国外，国内对“信息茧房”的研究讨论更加热烈，呈现出“中热西冷”的特点。截至2020年2月6日，中国学者已经写了584篇关于“信息茧房”的论文，但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的学者们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Web of Science上只有1篇相关的论文。

　　在584篇中文论文中，超过450篇都认为“信息茧房”是真实存在的。但有趣的是，这些试图证明“信息茧房”存在的研究，在定义、推理、数据采集等方面存在缺陷，不能肯定地说算法推荐一定会导致“信息茧房”。

　　相比较“信息茧房”，国外学者更经常使用“回声室”和“过滤气泡”，这两个词比较中性，更多在描述事实，没有太多情感色彩。但在中国，“信息茧房”更常用，它带有贬义色彩，而“茧房”的比喻，给人一种被包围、无法逃脱的感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产生技术恐惧，觉得技术是个坏东西。

　　就像当年中文学界在翻译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样，原文中的“The Crowd”只是指中性的人群，但“乌合之众”在中文中带有贬义色彩，逐渐成为一个容易被误解和滥用的抨击性概念。

　　技术成为“信息茧房”的替罪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信息茧房”概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信息茧房更多基于理论推测，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持，我们不必过分担忧。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回音室”“过滤气泡”“信息茧房”等说法是一种没有真实根据的担忧，人们很容易把担忧归咎于技术，技术反而成了“替罪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六位法学和信息科学的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几乎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证明对“信息茧房”的担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对“信息茧房”概念提出质疑，她认为，这个概念虽然被广泛讨论，但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来支持其存在。在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强有力的研究能够证实“信息茧房”的真实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信息茧房”的担忧是一种假设，而非拥有确凿的论据。

　　杜克大学社会学家、“政治极化实验室”的克里斯·贝尔发现，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不同观点后，反而让他们的原有立场变得更加坚定。这说明，尽管人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但很多人还是会坚持原有的立场与观点。“信息茧房”不一定是推荐算法造成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体的选择和关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发现，人们接触的信息多样性受个体、技术、场景与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并不能将对“信息茧房”的担忧简单归责到算法。

　　信息茧房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信息茧房”这一概念，会发现其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首先，“信息茧房”忽略了人的信息素养和自主意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信息来源并非完全依赖于个性化算法，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兴趣、社交关系、新闻报道等。实际上，即使面对个性化算法推送的信息，个体也可以自主筛选和判断，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某些信息。如果人们缺乏这种自主意识和能力，即使没有算法推荐，也可能陷入“信息茧房”。因此，将“信息茧房”简单地归结为算法的产物是不合理的。

　　其次，“信息茧房”概念过于简化了信息获取和处理的复杂性。信息茧房假说是建立在人们依赖单一信息获取渠道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算法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算法不仅会给人们推送当下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还会从长期角度挖掘预测人的潜在兴趣，甚至会尝试推荐一些随机信息或过去不太观看的信息。这种算法设计不仅不会制造“信息茧房”，反而有助于打破“信息茧房”，让人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高选择的复媒体环境中，人们可以轻松地消费不同类型的信息，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信息与观点。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用“破网”的比喻来理解人们的多元信息渠道，即使某个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存在信息漏洞，是一个有破洞的渔网，但是将多张破渔网重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不再有破洞的完整渔网。

　　想象一下，如果你只有一张渔网来捕鱼，但这张网上有一些破洞，那么你可能会漏掉一些鱼，单一平台或许不能完美地提供全面均衡的信息内容，满足你的所有需求。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张破渔网，并且将它们重叠在一起使用，那么破洞的位置就会相互错位，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没有破洞的渔网。

　　实际上，每个人的信息食谱是多元的，人们会从大众传媒、社交媒体、新闻平台、视频平台等不同渠道获取信息，专业编辑分发、社交关系分发与算法推荐分发等多重渠道交叉重叠，反而帮助个体打破“信息茧房”，实现多元信息获取的“兼听则明”。

　　结语

　　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更像是一个警示性的比喻，至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中文互联网中，对“信息茧房”概念望文生义式的讨论与批判，让算法被广泛误读。实际上，个性化算法推荐并不会直接产生“信息茧房”。

　　当人们使用多个平台或媒介时，不同平台或媒介之间的信息相互补充，有助于拓展人们的视野，就像多张破网叠加之后，形成一张没有漏洞的完整信息网，为人们织造一张更均衡健康的信息食谱。

　　(刘战伟，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编辑:唐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