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 南宁2月7日电 题：广西乘警甘泉的跨省春运：夜班闹钟持续响了22年

　　作者 吴晨

　　又是一年春运。上午9时45分，南宁站，冬日的站台凉风习习，乘警甘泉走进即将发车的T82次列车内，开始了他年前的最后一班值乘。

甘泉认真地在站台上执勤。吴骆霞 摄

　　T82次列车，往返于南宁至上海南之间，2266公里的路程单程需28小时，途经广西、湖南、江西、浙江、上海5个省(市)，22个站。春运期间，来回客流均超百分之三十以上。这趟列车，甘泉值乘了4年，对每一个站点的到达、始发、停靠时间，早已牢记于心。

　　9点50分，列车驶出站台。甘泉与列车长、机械师一起，进行三乘联检，召开三乘会议。除此之外，每隔一小时左右或到站上人时，他都要起身去转一圈儿。

　　春运对于每一位乘警来说，就是一次大考。22年前，甘泉第一次值乘时就遇到了“事儿”，凌晨三点左右，硬座车厢里，一名旅客找到他报警称随身携带的现金不见了。在那没有视频监控的年代里，甘泉经过走访和分析，几经波折才找到了盗窃的小偷。他意识到，必须防患于未然。

　　为了不耽误夜班工作，甘泉去到南宁交易市场买了闹钟，每次出乘都会把闹钟带在身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少闹钟“退了休”，又换了新的闹钟“上了岗”。这个习惯，他一坚持就是22年。

　　说到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其他习惯。他笑称，有时候自己以非职务身份乘车时，一上车，也会习惯性地开始看看行李处、充电处、厕所挂钩，转念一想，“不对，我是乘客啊”。

听到夜巡闹钟响起，甘泉准备出发开始巡视。吴骆霞 摄 甘泉的记录本。吴骆霞 摄

　　列车巡视时，甘泉时不时要停下来掖掖行李架上耷拉下来的背包带子，叫醒手机放在桌板上播放视频、人却睡着的乘客。

　　“我们会特别注意那些旅行方向不明，或把衣服脱下搭在胳膊上，或来回串车厢的可疑人物。硬座洗脸间、两车连接风挡处，车厢两头前三排座位都得盯仔细。看到旅客困了乏了，更得打起十二分精神。”甘泉说。

　　甘泉有一个外号，叫“鹰眼乘警”。22年的乘警工作，他早已练就了火眼金睛。“有些人见到警察会心虚，行为举止与普通人不一样。”

　　甘泉有一本密密麻麻的日记本，最开始的时候主要记录的是所值乘列车车次、出发时间和到站时间，以及车上发生的案事件，方便自己归纳工作方法，渐渐地记录变成了习惯。

　　后来随着网络科技应用普及，许多未成年从网上聊天走到现实见面交往，出现不少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少女的事件。从2014年起，甘泉便开始把查缉作为工作的重点。每本日记本里，清晰地记录着他每次出乘时在车上遇到独自外出的未成年少女的名字、电话，出行的目的地和缘由。针对留守儿童、辍学的未成年少女，甘泉更是定期电话回访。“我也有个女儿，希望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平安快乐地长大。”甘泉说。

甘泉在夜晚火车熄灯后仔细巡视车厢。吴骆霞 摄 春运的晚上甘泉一次次巡视列车。吴骆霞 摄

　　2022年9月19日凌晨，甘泉在车上例行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2名无大人陪同的未成年少女，经询问和工作，查获了3名涉嫌拐卖的犯罪嫌疑人。后经公安机关循线追踪，成功捣毁了一个涉拐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解救被拐人员4名，甘泉也因此荣获了个人一等功。

　　这件事情让甘泉意识到，对于很多乘客来说，乘警是列车上最被信赖和依靠的人。这份使命感，也支撑他走过了一趟又一趟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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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 南京2月26日电 题：“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对世界及中国和平学影响深远

　　作者 刘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潍坊学院和平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教授身体一直很健朗，笔耕不辍。他84岁时让我陪着再登中山陵，87岁去南京长江边长途跋涉，90岁还曾向我介绍其健康高寿的秘诀……我深信这位和平学大师一定会是百岁老人。北京时间2月18日凌晨，当我得知他在几个小时前驾鹤西去时，完全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位世纪老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和平事业。

　　约翰·加尔通于1930年10月24日生于奥斯陆，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童年时期，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挪威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父亲被占领军逮捕。加尔通没有继承先辈的医生职业，却成为给社会“看病”的大夫。他是和平与冲突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和平学之父”。和平学是人类社会的“医生”，它关注各类暴力造成的痛苦，“诊断”暴力的状态，“预测”暴力的变化，通过“治疗”减少暴力(消极和平)并改善环境(积极和平)。

　　1959年，加尔通在奥斯陆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和平研究所。1964年，他创办了第一本和平学专业期刊《和平研究》。1969年，加尔通被挪威政府任命为世界上第一位和平与冲突研究(和平学)教授。他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和荣誉，包括1987年的诺贝尔替代奖“正确生活方式奖”(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Right Livelihood Award)以及多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加尔通教授是伟大的和平研究理论家、教育家及和平实践活动家。他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对全世界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尔通提出的暴力三角(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冲突三角(行为、矛盾和态度)、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以及冲突转化等概念，影响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和平建设者。

　　加尔通的冲突理论是其批判性和平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医学(诊断学、预后学、治疗学)、数学(离散数学和结构数学、组合学和随机学)、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和人类学中精确协调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并从冲突的原因、驱动力和后果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改造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加尔通将冲突定义为任何“社会体系中行为者的目标或价值观之间的不相容”，认为有关冲突可以通过澄清和调和(隐藏的)利益来解决，调解可以改变冲突的结构性背景，从而改变冲突各方的行为，使冲突在各个层面上得到转变。加尔通冲突理论的重点是寻求建设性和非暴力冲突转化的条件。正因如此，加尔通认为和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将和平定义为“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转化”。

　　他提出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概念，促使和平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转向，更加关注积极和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类矛盾与挑战。加尔通提出积极和平的四方面内容：一是自然和平：物种之间的合作而不是斗争。二是直接的积极和平：强调言辞和物质上的仁爱，关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爱是其缩影，即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融。三是结构的积极和平：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完成取代的方式是对话而不是渗透，整合而不是分割，团结而不是孤立，参与而不是边缘化。四是文化的积极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内，在学校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意味着打开而不是抑制人们的不同倾向和才能。积极和平超越了传统的和平定义，扩大了和平内涵，成为后来有关和平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认同和推崇。

　　我与加尔通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3月的南京——中国首届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挪威、南非等国的国际著名和平学者参加了会议，加尔通教授为大会作主旨报告。会议论文集于2006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世纪的和平学》(Peac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entury)。南京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和平学研究的正式启动，南京大学也逐步成为中国的和平学中心。在会议上，加尔通送给我们一本他的代表著作《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Oslo：IPRI,1996.)，很快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中文书名为《和平论》(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2016年再版书名为《和平之道——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文明》)。后来，我们又翻译了他的另一本书《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书成了畅销书。

图为2005年，在中国首届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翰·加尔通(左)与刘成(右)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4年4月，加尔通教授第二次不远万里访问南京大学，作了题为“和平学视角下的岛屿争议与解决方案”的演讲。一年后，我与德国和平学教授埃贡·斯皮格尔(Egon Speigel)的合著《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我试着请加尔通教授给该书写个序，没想到加尔通短短几天内就看了书稿并把写好的序发给了我。序中写道：“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全球和平学著作！这本书本身就是在全球化世界里建立和平，它使用了世界上两种主要语言写作，合作作者也跨越了中西差距。本书不仅是传递一种信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而且非常强烈。书中含有丰富的思想。这本书给所有人一件最好的礼物：乐观主义。”

图为2014年，约翰·加尔通(右)在南京大学讲学期间，刘成(左)陪同他在中山陵漫步。受访者供图

　　2017年2月，“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在南京举办，我又写信邀请加尔通来宁作主旨报告，已经87岁高龄的他依然答应了。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想给南大学生讲课。当时是周末，我一时无法安排，可又不忍拒绝。于是说，我可以带我的1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到他下榻的宾馆与他座谈。第二天上午，在他房间的客厅里，我的学生逐个向他汇报自己读书写作中的困惑，加尔通教授就像看病问诊一样，给每位学生开出了提高学术能力的“药方”。原来约定好2个小时，在我几次催促下，还是延长到3个小时，加尔通才很不情愿地同意下课。课后他非常开心，主动提出跟我们外出吃午饭，自己点了一份扣肉盖浇饭，喝了一瓶啤酒，饭后又提出要到长江边走走。他超人的学识和旺盛的精力，让我和我的学生们大开眼界。

图为2017年2月，约翰·加尔通(右一)来中国时与刘成(左二)的研究生们座谈。受访者供图

　　加尔通在年轻时就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将他在中国多次访问的见闻和思考汇集为一本书《向中国人学习》。加尔通在第二次访问南京大学时，将他用老式打印机逐个字母打印出来的这本原始书稿交给我，希望在中国出版。遗憾的是，中文译稿以后即便能出版，加尔通教授也看不到了。加尔通一生出版了150多本书，其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有一次，加尔通问我，谁是你的和平学老师？我说是安德鲁·瑞格比(Andrew Rigby)教授(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中心创始主任)。他马上说：“我是他的老师。”其实，对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和平学者，加尔通都是他们的老师。他对全球学术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正如他所言：“我给自己设定了若干十年计划，要在以下每个学科中站稳脚跟：20世纪50年代是社会学，60年代是政治学，70年代是神学、经济学和教育学，80年代是历史学，90年代是文化学(人类学、思想史/哲学、精神分析、个人和集体建构)。”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和平新闻”也是他的倡导。总之，他提出的理论和概念是和平学的学科基础，没有加尔通的学术贡献，就没有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和平学。

　　约翰·加尔通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完)

　　作者简介：

　　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Holder of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英国与英联邦研究所所长，和平学研究所所长，专业领域为英国史、和平学。出版专著10部，译著5部，主编丛书4套，发表中外文论文100多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研成果先后获教育部社科三等奖、二等奖(合作)、一等奖(合作)。兼任江苏省世界史学会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潍坊学院和平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亚太和平研究协会(Asia-Pacific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ortheast Asia Region Peacebuilding Institute)执委会顾问委员，超越国际(Transcend International)中国委员，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理事(International Cities of Peace)。

【编辑:钱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