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千年前晋陕高原石峁都邑的发现与解读

石峁遗址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市，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北区域。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处于400毫米降水线的分界区，地理学意义上，这里是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也是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分界线；从时间节点上讲，石峁遗址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21世纪，处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中国国家形成的核心时间节点上。我们结合了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将实验室延伸到考古现场，复原4000年前北方地区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生活图景，掀开被尘封的辉煌历史。

1958年冬天，在陕西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石峁遗址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四位同志来到了石峁山遗址，建议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部门予以勘察。随后的1963年、1981年，先后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考古人员走进石峁遗址。2010年，我们接到神木市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的报告，说当地出现了很多专门收藏石峁出土玉器的藏家。这些藏品让我们极为吃惊，特别是看到在考古学上象征着高等级社会、高等级族群存在的金属制品和彩绘的陶器。这使我们下决心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要求对石峁遗址进行主动的调查和发掘。又经过十余年时间，石峁遗址的格局和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

石峁遗址的外城呈现半包围结构的状态，考古学家最先进行发掘的，就是石峁遗址外城的东门址，并在这里发现了两类特殊现象。其一，在建筑过程中，许多玉器被有意地放在墙体里。据推测，古代有以玉石为圣物的信仰和观念，玉在历史上不是普通意义的生产工具，更承载了军事意义和权力意义。在建筑设施上使用玉器，其最大的功能是要满足辟邪的神话职能。石峁的统治者以玉示神，祈求风调雨顺，展示出对神明的恐惧、崇拜和敬仰的复杂感情。这说明，石峁的外城东门址不仅是一个建筑结构复杂、体量庞大的石体屏障，更是符合用玉辟邪的巨大精神屏障。其二，东门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石体上，曾有大量的人在此被杀，埋藏在地基之下。据测，被杀的人和石峁墓葬里的人来源不同，体貌特征也有区别，很有可能是来自东北方向的敌对势力。此外，城外进入城门的墙上有几百块残存的壁画，这批壁画尽管图案简单，却是中国历史早期数量最大的一批壁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美术史意义。

内城核心区域是中上层社会主要的生活区域，有大量的石墙，整个石墙的宽度在2.5米左右，蜿蜒曲折、随山走势，构成了比较封闭的空间。内城区域存在很多小的聚落，在一处居葬遗址出土了窑洞式排房和墓葬，可以看出当时的石峁普通人住在一室一厅的窑洞房子中，在地面铺石灰用于防潮和美观，死后就近埋葬。同时，内城中也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旁边的两位殉葬人员卑躬屈膝，面朝墓主，这是中上层社会人群的葬仪形态。

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是皇城台，其呈现巍峨壮观的金字塔状结构，顶部平整。工匠把山削成阶梯状，从远处运来石头，垒砌七八十米高的石墙，这本身是建筑史上的难题。这样大的工程，只有具备集约政治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强大国家才可能完成。从皇城台和外墙东门址来看，石峁的王国有总规划师和设计师，在城址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皇城台上也发现了玉器。这些玉器是掌握占卜祭祀权力的阶层所用的礼仪用器，是服务上层社会的政治工具，也是石峁社会彰显出的与小聚落不同的重要象征。

石峁遗址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这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很多其他区域的文明荟萃交融，形成了石峁这样一支独大的王国。石峁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与陕西中南部的陶寺遗址的密切关系。有学者通过DNA分析，揭示出陶寺遗址中晚期，一些人是外地来的。此外，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相距几百公里，整个文化面貌却展示出很多趋同性，发现了很多相似的东西，两个大型的都邑遗址在城市的规划、结构、彩绘图案、祭祀、乐器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陶寺又与周边的二里头不同，只和北方的石峁相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陶寺都城的形成很可能是石峁人因气候变化向南迁徙的结果。在距今4300年前后，整个晋陕高原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石峁为代表的很多区域性政体从涓涓溪流汇聚成了江河大海，形成了中华文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在发掘的同时保护好、利用好遗址，是考古学家、考古工作者向世界、向中国展示中华文明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期待石峁在更多学科、更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被保护得更好，考古和研究获得更多发现。石峁遗址的申遗工作已经启动，我们也期待石峁以它的特殊性、独特性、完美的保存状态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

(责编：王连香、李楠桦)

　　 中新网 金华12月10日电 (记者 张斌)越来越多青年人把目光放在了乡村。

　　出生自新疆的浙江大学本科生邓惠文是一名浙江省“00后talker”宣讲员。12月9日至10日，她从杭州来到浙江金华的山区县磐安，参与主题为“年轻人如何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的一场蹲点式宣讲活动。

　　活动期间，她第一次听说婺州南孔的故事。

　　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是孔氏婺州南宗所在地。南宋建炎三年，孔子第47代孙孔若钧携子孔端躬等逃难路过并寓居于此，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八百多年过去，婺州南孔成为磐安乃至金华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蹲点式宣讲活动中，邓惠文所在的小组深入榉溪村，围绕活动主题展开挖掘。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一位因婺州南孔来此定居并开展研学教育的“新乡人”。“过去我在新闻中看到扎根乡村、改变乡村的人物。这次我真实接触了这样的人，并且看到他为文化传承付出的努力和收获的成效。”

邓惠文所在的小组开展汇报宣讲。张斌摄

　　10日举行的汇报宣讲中，邓惠文和其他组员一起用“剧本杀”的形式，设计榉溪村孔氏南宗家庙“消失的文物”为悬念，用村党支部书记和“原乡人、新乡人、返乡人”等角色展开叙事，介绍一代代榉溪人守护婺州南孔文化的经历。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要让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一个人’的村庄。”宣讲最后一幕，宣讲员如是述说。

　　作为这一组的导师，浙江省宣讲名师梁龙长期探索用脱口秀方式开展理论宣讲。在他看来，蹲点式宣讲不是“闭门造车”，更像是“开车”。“我们在蹲点过程中会遇到了很多人‘加油’，蹲点的地方就像是‘加油站’，这样我们的车才能跑得更远，让宣讲更有魅力，触达更多受众。”

　　梁龙认为，蹲点式宣讲不仅是对理论宣讲工作的创新，更是对青年宣讲员成长的一次助力。“学校、办公室的青年人可以改变‘管中窥豹’认识中国的方式，‘掀开帘子’看到更广的世界。这对各专业、各行业的宣讲员在未来发展、宣讲都很有帮助。”

　　事实上，上大学后，邓惠文经常参与演讲和宣讲活动。入选浙江省“00后talker”宣讲员后，她多次走出校园来到浙江衢州、金华等地乡村，通过蹲点挖掘积累宣讲素材。她认为，这一经历，令有志于从事公共事业的自己对中国的理解更加真切了。

　　磐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 中新网 记者，这次活动邀请“浙大青马”“红·传青年”“婺江潮声”等5支宣讲队伍和浙江省级宣讲名师、网络博主等数十名青年参与，设置“村情三问”“村游三荐”“村播三连”“村课三讲”四大主题实践，同时还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拍摄等赋能山区县文旅产业发展，可谓是一次“特种兵、急行军”的蹲点式宣讲活动。

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包大为(右一)开讲村课。张斌摄

　　10日凌晨， 中新网 记者就在活动驻地酒店会议室看到三小组成员仍在激烈讨论宣讲内容，“消化”蹲点乡村、走访基层的收获。

　　“在主题教育背景下，蹲点宣讲活动安排相对紧凑，被大家称为‘特种兵式宣讲’。虽然更辛苦，但这样的经历对青年人来说也更难忘，也更容易激发新时代青年的活力和灵感。”在磐安挂职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干部王人骏说。

　　“青年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社会群体，而乡村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和发展平台。”磐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威良表示，期待吸引更多新时代优秀青年和乡村来一场“双向奔赴”。

金华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戴敦建总结活动。张斌摄

　　据了解，今年4月，磐安“向上青年”和浙大青马学子共同举办了“八八战略”在身边——“青马向上”研学营活动，首创蹲点式宣讲模式。

　　此后，不仅“乡村开学第一课”“青马向上，无量景东——磐景宣讲走亲”等系列活动陆续在磐安举办，浙江越来越多青年宣讲员走出校园、办公室，前往基层村社、企业等，践行推广蹲点式宣讲。

　　当日，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孙保胜对 中新网 记者说，走进乡村的青年宣讲员等青年人在走进乡村寻找“用武之地”过程中，要注重乡村的底蕴、底气、底色，借好人力、物力、财力，用好原乡人、新乡人、返乡人，以此实现个人成长和乡村振兴的统一。

　　在 中新网 记者观察看来，青年宣讲员能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其本质就在于把握了“国之大者”，将党的理论“讲在祖国大地上”。

　　年轻人如何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其答案即在于此。(完)

【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