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 仁川1月7日电 题：韩国仁川中华街：一碗炸酱面承载百年华侨记忆

　　作者 刘旭 金琳

　　提到韩国人最喜爱的中国料理，炸酱面当之无愧。在韩国仁川中华街上，就有一间炸酱面博物馆。

　　炸酱面博物馆共两层，涵盖炸酱面的起源、发展和文化等内容，每年还会举办各种主题的特别展览。

图为2023年10月拍摄的仁川中华街上的炸酱面博物馆。　 中新社 记者 刘旭 摄

　　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共和春”中餐馆。1912年，华侨于希光在仁川创办的这家中餐馆，取名“共和春”，意在纪念辛亥革命胜利，迎接“共和国元年之春”。“共和春”被公认为韩国第一家以“炸酱面”为名售卖这道中华美食的餐厅。

　　如今，炸酱面依然广受欢迎，但食客来到仁川中华街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东坡肉、干烹鸡、北京烤鸭、牛肉面、小笼包......中国各地菜系汇集于此。

　　仁川华侨协会副会长周禧丰告诉记者，仁川中华街的餐厅早期以鲁菜为主，现在韩国流行的许多中国料理也都是由当年的鲁菜演变而来。例如“溜三丝”是将“三丝鱼翅”中昂贵的鱼翅换成其他海鲜和肉类，“糖醋肉”就是将“糖醋里脊”中的里脊换成更常见的猪大腿肉。

　　每到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这里都会有许多来购买传统点心的游客。

　　这条街最有特色的点心之一是“恐喝饼”，也就是中国的“糖鼓子烧饼”。这里的“恐喝”是“唬人”的意思，因为这种椭圆形的糕点外面看起来很蓬松，但里面只有空气，让咬下去的人有种“被骗”的感觉。

　　仁川中华街销售“恐喝饼”的店家，历史最悠久的是“复来春”。店主的儿子告诉记者，这家店开于1920年，“是我奶奶把‘恐喝饼’带到了韩国”。与中华街上很多为适应韩国人口味做出改变的中华料理不同，“恐喝饼”还保持着百年前的老味道。

图为“复来春”出售的“恐喝饼”。　 中新社 记者 刘旭 摄

　　在当地华侨华人眼中，仁川中华街不仅是一条美食街，还承载着深深的历史记忆。

　　周禧丰说，仁川中华街所在区域早在140年前就是繁华地带。1883年仁川港开港后，现中华街所在的仁川市善隣洞一带吸引了大批华商、华农。其中，来自山东胶东地区的华侨最多，因为那里与韩国隔海相望，环境气候相仿。

　　华侨在韩国兢兢业业，事业风生水起，促进了当时韩国本地比较落后的生产和经营能力。同时，大量华农为韩国引进了许多蔬菜品种。周禧丰说，韩国泡菜用的白菜(用于需要腌制两个季度以上的泡菜)、大头菜、胡萝卜、洋葱、青椒等，最早都是由华农在韩国栽培的。

　　通过仁川中华街炸酱面博物馆的展览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炸酱面还被视为一种高级料理，一般人只有在特定节日或庆典才会吃。1948年山东华侨开发的“狮子牌春酱”，制作方法便捷、价格低廉，也更符合韩国人的口味，让炸酱面逐渐成为韩国人的日常美食。

　　如今，仁川中华街最具代表性的美食还是炸酱面。从仁川站去往第一牌楼的一整条街，两旁都是以炸酱面为招牌的餐厅，被称为“炸酱面街”。

图为2023年10月的仁川中华街街景。　 中新社 记者 刘旭 摄

　　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品尝到白炸酱、百年炸酱等特殊的炸酱。白炸酱面的酱是白色的，由黄豆制成，味道较韩式炸酱面更清淡。百年炸酱面外观酷似中国炸酱面，但味道却更像韩国炸酱面，但比韩式炸酱面稍咸，酱味浓郁，几乎没什么水分。

　　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的艰难时光，目前仁川中华街正在逐渐复苏。周禧丰告诉记者，除了韩国本土和中国的游客外，许多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游客也很喜欢仁川中华街的美食和文化。

　　2023年10月，仁川中华街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仁川中华新100年庆典”，推出多项体验中国文化的活动，如中国传统音乐表演、月饼制作体验、关公像巡游等，以铭记中华街一百多年的历史，并充满活力地开启下一个一百年。(完)

【编辑:付子豪】

　　 中新社 香港2月26日电 (记者 韩星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将于2月28日结束。香港多位法律界人士26日接受 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应尽早完成立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在公众咨询期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的今天，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还有立法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教育大学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中心总监顾敏康看来，这首先在于特区应履行的宪制责任。而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严峻，更增强了立法的迫切性，“我们要尽早完成立法，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把整个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建立起来。”

　　其次，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第23条，分别属于国家层面立法和本地立法，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法律条文的差异。顾敏康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涉及的7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无论是香港国安法，还是香港现行的其他法例，都未能完全覆盖，仍存在立法真空之处。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同样指出这一点。这一真空区也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变化衍生出来的新风险，而逐渐扩大。“比如，过去的经验显示，我们没有法律制衡外国势力在香港透过资助等形式，企图影响选举结果、法院判决、立法会审议法案以及政府决策。”

　　除此之外，还有法律条文、定义极度过时等问题。马恩国以涉及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罪行的《官方机密条例》为例，该条例中有关“谍报活动”罪的条文及相关用词仍停留在战时，“禁地”“敌人”等均已不合时宜。

　　要解决这些问题，顾敏康相信，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必经之路。况且有香港国安法示范在前，立法条件及舆论环境均已成熟。在他眼中，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一环，应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征——一方面，它必须与香港国安法衔接，相辅相成，同时又整合本地现有法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考虑香港特点及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吸纳国际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做法，从而回应“一国”，贴近“两制”，也兼具国际化特征。

　　香港特区法律界议员林新强补充强调，香港基本法第23条作为本地法律，在条文设计、概念定义等方面均要配合香港国安法。

　　对于外界少数质疑咨询期较短的声音，林新强坦言，每一届特区政府都有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做准备，在这逾20年时间里，来自公众的意见、国家安全仍存在哪些漏洞，均已看得足够清楚，特区政府早已“时刻准备好”。

　　顾敏康觉得，时间长短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公众是否有机会评论，而这些合理的建议是否得到正视。当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入立法会审议阶段，也仍会接纳社会建议并将其融入到立法工作中。

　　他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已让公众对于国家安全相关概念、罪行有了非常充分的认知，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对声音，也被这些实践有力地回击了。“公众已经看到，香港国安法只是设立了一条底线，不会影响日常生活，也不会剥夺公众的基本权利，正常的学术研究、合理批评监督的权利，不会受到影响。”

　　林新强在阅读过咨询文件后坦言，文件中已充分考虑到人权等相关法律法规，而在后续的立法工作中，议员以及香港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亦会履行监督责任，保障公众应有的合法权利。(完) 【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