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4月22日电 最近一段时间，部分美西方政客和媒体不断渲染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产能过剩论”站不住脚，来自权威机构的数据也不支持所谓的“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论”实质上是抹黑和打压中国经济的政治工具，其背后凸显的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是阻碍全球贸易，损害各国共同利益。

多位经济学家和跨国企业高管表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全球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的结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模式具有比较优势，使其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称，对“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担忧证据不足。他指出，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解决不当竞争问题，但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种做法适用于中国。

当今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新能源产能过剩，而是严重短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倍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这意味着全球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存在巨大潜在需求，当前中国产能还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称，“刻意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并暗示中国的竞争优势是靠政府补贴，这是不公平的”，许多国家都在通过政府补贴和相应产业政策促进战略性产业和生产力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这是该国有史以来对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的最大投资，白宫已向尖端芯片行业提供了巨额补贴。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新兴产业之所以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是中国企业积极创新研发、控制生产成本的结果。部分发达经济体不反思本国相关企业为何失去市场，反而指责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甚至以此为由打压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实在令人感到可悲”。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背后隐藏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感到担忧。拉迪告诉新华社记者，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并不清楚如何来衡量所谓的“产能过剩”。这一观点似乎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应生产超出国内销售能力的产品。拉迪担心这种论调走向极端，将导致国家之间没有贸易，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经济灾难。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大选前夕，一些政客将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作为政治筹码，其政治考虑优先于真正的经济关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美国政府声称其贸易政策为‘以工人为中心’，从炮制‘中国产能过剩论’到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其近期举措更像是为取悦和讨好某些选民群体做姿态，而非出于经济考虑。”

(责编：于洋、刘叶婷)

原标题：把中国人的名字载入世界数学史册

10月22日，秋深露重的一个黄昏里，一颗痴迷数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杨乐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个领袖，对中国数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个时代的楷模，指引和鼓舞着几代青年投身科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发布的讣告写道。

“承前启后的一代数学家”“巨星陨落”“他的事迹曾经激励了一代人”……消息传来，人们纷纷悼念，悲痛着他的离开。就在前几年，这位老人还和同事说，“我们这一页翻过去了”“未来靠年轻人去书写”。

音容犹在。他的那一页，永远记在历史中。

1939年，杨乐出生于江苏南通。

年少时期，杨乐便很喜欢数学，常常在课堂之间的短暂空隙即已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习题，还常常因为“不过瘾”去寻找哥哥姐姐留下的数学参考书。对他来说，演算推理的过程，如寻找宇宙的真理一般充满魅力。

然而，那时的数学书里，定理常以外国人名字来命名。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为数学发展作出贡献吗？杨乐于是立下志向——要把中国人的名字载入数学史册。

朝着理想目标，少年开始奔跑。

一本数学书、一支笔、一张纸，杨乐尽情徜徉在数学世界之中。中学期间做了多少数学题？他没有专门统计过，“但肯定过万了”。

1956年，杨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平均每天学习12个小时。6年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在熊庆来先生门下学习，成为华罗庚、陈省身、钱三强、赵九章等大师的同门师弟。

读研的第三个月，杨乐就完成论文《亚纯函数及函数组合的重值》，解决了复分析的权威学者海曼（W.K. 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读研期间，他进一步完成了4篇法文撰写的论文。这些文章直到几十年后仍被许多重要的论著引用，影响深远。

1966年，杨乐研究生毕业并留所工作。在贫困和艰难的环境下，他仍坚持着自己对数学的热爱。

杨乐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由于爱人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晚上经常不能回家，杨乐“当爹又当娘”地照顾一对双胞胎女儿，经常手里干家务，脑子里想着数学问题。

过度的思考使他患上脑血管神经痛，犯起病来有时疼20多个小时。但医生让好好休息的叮嘱，对他“说了也是白说”。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关村整个楼里的人都跑出去住地震棚，只有杨乐还待在楼里，沉浸在研究中。

曾有媒体问，在艰难环境下为什么坚持做科研？他回答：“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做科研不需要理由，不做科研才需要理由。”

长年累月的专注工作，回馈给社会令人瞩目的成果。1977年，杨乐和同事张广厚合作开展研究，首次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这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杨—张定理”。次年，杨乐与张广厚带着研究成果赴瑞士参加国际分析会议。在他们的报告结束之后，函数值分布论专家奈望林纳和阿尔弗斯表示，“从报告来看，不是你们要向欧洲同行学习，而是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杨乐儿时立下的志向成为现实！

1980年，杨乐41岁，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

回顾科研之路，杨乐始终认为，“取得的一些成绩，有赖于祖国长期的培养”。

培养更多数学家，鼓励更多青年投身科学，成为杨乐后半程人生的重要主题。他开始承担起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者赴国外交流深造；与王元院士共同努力建设开放型数学研究所，在全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推动中国数学会制度改革和领导人员年轻化，推动学会融入国际数学会大家庭……

在很多场合，他向年轻人分享和强调华罗庚的名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他勉励青年：“青年学子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事业的要求，要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他常说：“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杨老，一路走好！

（记者 孙 瑜）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