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藏农牧学院爆满”成为考研圈中的热门话题。西藏农牧学院研究生院的公告显示，西藏农牧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资源利用方向)招生计划28人，一志愿复试人数36人，而去年该专业招生计划是18人，一志愿复试人数11人。

　　4月8日，2024年“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开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与前些年大学生通过考研让自己的毕业院校提升一个“档次”的现象不同，不少学生的选择不再是“非985、211不读”，而是转向更为理性的调剂选择，开始接受综合评价不如自己本科高校的调剂预录取。甚至有考生说“a、b分区已经不够了，建议另开c区”。

　　考生们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着他们为了能考研“成功上岸”而不断“开疆拓土”的急切心情。

　　有专家介绍，这种“逆向考研”的现象之前已经出现，近两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什么出现这种“逆向”选择？是学生更为理性了还是在激烈竞争下的一种妥协？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出现了深层次的变化？

　　来自一所“双一流”院校的李学刚(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刚刚接受上海一所普通高校的调剂。他表示，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可以到大城市去，应该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也有考生表示，在未来职业发展的道路上，个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或许不必过于局限，不必盲目追求所谓的“名校光环”，而应有更多灵活变通的可能。一名来自211高校的考生也表示，自己在调剂选择学校时，已经放弃“非985、211不可”，“能去北上广，专业综合实力差不多就可以”，这名同学最终接受了一所“双非”院校的调剂。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认为，“逆向考研”现象反映出少部分同学的选择更理性了，更重视一些可能不出名但相关学科的专业水平很突出的院校，“不过更多学生，只是为解决上研究生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与20世纪80年代高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核心目的是考上。

　　陈志文强调，所谓的“逆向考研”与“考研高考化”趋势，实际上揭示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后，不可避免出现的学历贬值现象。他还进一步指出，不同学科专业的“逆向考研”现象表现程度各有差异，“这背后体现了各行业就业市场的独特需求与差异”。陈志文说，这一现象值得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深入关注与思考。

　　无论考生有怎样的选择，考研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身处其中的考生自我评价因此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记者了解到，一些面临调剂抉择的考生，在这种压力下，很容易产生自卑的情绪，这种心理状态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决策。一名本来打算“二战”的考生直言选择接受调剂的理由是：“只要是研究生就好了。”

　　另外，在“金三银四”人才招聘高峰期的影响下，不少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一条稳妥的人生道路，尽管这条路看起来并非完美。对于这一现象，一些学生表示理解与接受，他们认为这是“现实的选择与成熟的态度”。

　　不过也有部分专家有不同意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赞同使用“逆向考研”这个说法。他深入剖析了高校间因地域、资源等因素造成的差距，并指出这种差距使得各校的优势学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因此，部分学生为了追求特定专业而选择转入综合评价或许不如其本科背景的学校，“这实际上是一种合理的流动”。储朝晖说，这有助于各高校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上找到更加精准的定位。储朝晖进一步强调，高校的发展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术评价的高低，而应更加注重与人的多样性相匹配。这意味着，即便是总体评价中不那么耀眼的高校，也能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对于“有学上就行”的调剂心态，储朝晖认为，高考分数虽然重要，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学习和科研能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是在特定的学习环境和学校氛围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学生在硕士乃至博士阶段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水平的高校，是一种正常且必要的转换。

　　实习生 刘恺骁 李思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邵婉云】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要把好矛盾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努力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庭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和延伸审判职能，做实指导纠纷调处法定职能，在“引进来”多元解纷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走出去”，做实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水平，助力社会治理。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本报记者探访多地人民法庭打造调解特色品牌、汇聚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的创新实践。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法院巷口法庭——

　　组建促和团队

　　推动家事调解

　　“没什么好谈的，赶紧把婚离了。”

　　“但财产必须分割清楚。”

　　去年6月，李先生和陈女士夫妻感情破裂。因离婚事项争议，双方闹上了法庭。在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巷口人民法庭第一次交换证据时，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巷口法庭位于漳州市中心城区，辖区人口近40万，婚姻家事类纠纷尤其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此类案件，若双方尚有感情，我们尽量做到调解和好。若确实感情破裂的，最大化妥善处理，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本案受理法官巷口法庭副庭长江晓筠说。几经劝解，双方离婚意愿坚决，且对财产分割争议较大，甚至要求做财产鉴定。

　　“财产鉴定耗时长、费用高，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带着疑问，江晓筠找到“张姐”。张姐名叫张淑珠，是巷口法庭常驻调解员，有着20多年社区工作经验。仔细了解情况后，张淑珠提议按照“老办法”，约请双方到家事调解室坐坐。

　　几张沙发、一张茶桌、几盆绿植，家事调解室小而温馨。喝了一口清茶后，张淑珠率先张口调解。家长里短间，丈夫一贯的沉默被打破，妻子的强势也有所缓和。随着交谈深入，张淑珠和江晓筠发现，两人表面争的是财产，实际句句不离孩子。

　　“调解就是希望双方坐下来把话说开，我们发现二人都是为孩子着想，爸爸在意父女关系，妈妈也希望女儿成长中不缺父爱。”意识到这一点后，江晓筠和张淑珠围绕抚养权问题集中发力。最终，李先生同意孩子抚养权归母亲。陈女士也承诺，只要不影响孩子学习，随时可以来探望。双方各让一步，法庭当即出具民事调解书。

　　“法与情不可分割，婚姻家事类案件尤其如此。作为法官，我们擅长释法析理，调解员则更注重情感沟通。双方相互配合，才能实现调解效果最大化。”江晓筠感受深切。

　　近年来，巷口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精准把握纠纷“未发”“未讼”“未决”节点，以“巷安无讼”聚力解纷，让新时代“枫桥经验”走进街头巷尾、邻里家园。针对辖区内矛盾突出的婚姻家事类案件设立家事调解室，巷口法庭聘请退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调解员，并与区民政局、区妇联联合设立婚姻调解中心，建立由法官、妇联、社区工作人员等组成的家事促和团队。截至目前，家事调解室共协调化解家事纠纷368起，婚姻调解中心调解和好、息诉660人次。

　　四川省崇州市法院街子法庭——

　　分层指导调解

　　就地化解纠纷

　　作为四川省崇州市的母亲河，文井江近年成为不少游客“品春茶、夏观萤火、秋登高、赏冬雪”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旅游名气越来越响，不少村民投身民宿、露营等产业，经济纠纷也日益增多。

　　2022年5月，村民宋某与某文旅公司签订了合伙协议书，约定由宋某提供自家场地打造特色露营基地，双方合作经营。后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该露营基地一直未正常营业。2023年1月，宋某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导致文旅公司无法开展后续经营。半年后，文旅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宋某赔偿违约金40余万元。然而一个赔不起、一个不让步，矛盾随时可能升级。

　　“从最开始拒接电话，到后期每天至少打一次电话主动沟通，双方关系逐渐‘破冰’。”调解员周卓告诉记者，在崇州市人民法院街子旅游环保法庭法官指导下，他从前端介入调解，推动纠纷就地化解。

　　“了解双方的真实诉求是关键。”周卓直言，通过情与法结合的方式，才能找到折中合适的解决办法。他一面向双方释明法规条约，一面充当好对话桥梁。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宋某支付文旅公司4.5万元违约金。通过数字法庭驿站远程设备，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纠纷得以化解。

　　周卓的工作，只是街子法庭构建“143”工作模式的一个缩影。据介绍，所谓“1”，就是构建一个矩阵，拓宽指导调解覆盖面，强化调解业务指导，实现人员数量和解纷质量双提升；“4”即制发思维导图、纠纷热点图、流程图、要素表等4类图表，提升指导调解专业性，模板化、样本式指导调解员开展工作；“3”则为强化智力、技术、机制等3项支撑，因事制宜提供针对性调解。

　　“我们构建党委领导、多方参与的‘1+N’队伍体系，搭建了以村社两委委员、网格员、调解员和当地乡贤为主的调解人员库，还吸纳了相关商会调委会等特色调解组织。”街子法庭庭长杨婷介绍，同时以法庭为中心，构建“联络到乡镇、下沉到社区、延伸到院落、融入进网格”的分层指导调解模式，组建“法官+调解员+法官助理”团队。2021年以来，诉前调解成功率达34.68%。

　　据了解，下一步，街子法庭将以数字法庭改革试点为契机，深度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生态环境保护、古镇文旅等区域发展实际需求，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与乡村法治、基层治理紧密融合，创新治理手段，探索打造符合当地基层治理智慧法治建设的实践场景。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法院廿里铺法庭——

　　搭建联动平台

　　共促诉源治理

　　一大早，青海省西宁市金水湖畔小区业主群里消息不断：“环境卫生更干净了”“楼道堆放的杂物不见了”……业主冯晓瑜对“睦邻”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的一句表扬，引来邻居们的纷纷赞同。

　　可就在几个月前，物业公司和业主们还吵得不可开交。由于物业公司收费公示不透明、小区保洁不到位，很多业主拒交物业费。去年6月，物业公司将15户拖欠物业费的业主告上了法庭。

　　对于这样的物业纠纷案件，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廿里铺法庭工作人员一直很头疼。“从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我们共受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179件。”廿里铺法庭庭长张永平介绍，物业服务纠纷虽然案件都不大，但往往涉及多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容易积少成多，引发更大风险。

　　为了推动诉源治理，廿里铺法庭采取“法官+特邀调解员”的模式分流纠纷，城北区委政法委牵头协调，联合区司法局、市场监管局、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及时召集物业公司和业主召开物业纠纷联席会，收集矛盾、交办整改任务，建立“一体化”统管、“一站式”服务的“一揽子”解纷机制，让更多物业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2023年7月，“睦邻”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在廿里铺法庭挂牌成立。

　　“从2023年7月开始，我们派驻1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和1名兼职法官调解员，针对物业合同类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拒缴物业费等问题，联合多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梳理研判、信息共享、挂牌督办，合力化解物业管理纠纷。”张永平说。

　　从成立以来，“睦邻”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已经登记受理物业纠纷案件2000余件。“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碎片治理转向集成治理、被动治理转向主动治理、突击治理转向长效治理、单向治理转向多元治理，助力平安建设走深走实。”张永平说。

　　《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10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