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购销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应建立监管新模式，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粮食购销全过程可追溯、流程可管控，确保储备粮储存更安全。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重要商品，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潮流不可逆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统筹推进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监管新模式。对此，要进一步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储备粮稳市、恤农等作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购销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我国粮食购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波澜壮阔，经历了从统购统销到全面市场化的重大而深刻的转变，背后是粮食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在此基础上，1985年，我国探索推进粮食购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1993年，取消粮食统销，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告别了“粮票时代”；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粮食价格，彻底结束统购统销，至今已有20年时间。

　　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国有企业垄断粮食购销的局面，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粮贩、用粮单位、加工企业等多元化经营主体可以平等自由地进入市场购销粮食，参与市场竞争，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全国粮食总产量从2004年的46947万吨提高至2023年的69541万吨，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基础上，我国以粮食购销市场化为契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推动粮食生产、仓储、物流、加工等粮食流通各环节有机衔接，构建粮食全产业链经营体系，促进粮食领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粮食市场更加繁荣，产品更加丰富多样，基本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

　　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后，粮食价格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下波动频繁。价格的暴涨暴跌会影响种粮农民收入、人民群众生活，影响物价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统筹考虑粮食购销改革与储备管理机制改革，不断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全社会储备共担机制。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与大国地位相符的粮食储备体系，政府储备粮规模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各类粮食企业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家庭储粮水平不断提升，全社会储粮层次更加丰富，防范和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持续提升，经受住了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次次考验。

　　也要看到，近些年来，粮食购销领域“转圈粮”“空气粮”“人情粮”“国皮民骨”“影子股东”等涉粮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应建立监管新模式，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粮食购销全过程可追溯、流程可管控，确保储备粮储存更安全。(经济日报 刘慧) 【编辑:房家梁】

　　台湾过去作为亚洲“小龙”实现经济飞跃，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贸及产业交流合作的张力息息相关，这个张力使台湾人均GDP实现了翻番。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台湾地区经济的成长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2012年—2022年，中国大陆经济年均增长6.90%，台湾地区经济年均增长3.47%。同一时期，韩国经济年均增长2.88%，日本经济年均增长0.69%。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在大陆的广阔市场和丰沛要素资源支撑下，台湾产生了一大批市占率较高的大企业，形成了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和企业绝大多数都在大陆有投资，连同其协力或配套厂商，与大陆形成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对两岸各自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都具有较大影响。

　　因此，不论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看，台湾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大陆经济和资源的依托。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动能不足，正在经历新一轮震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穷尽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科技霸权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横行，使得世界贸易、产业、技术的全球化合作架构和机制受到严重破坏，贸易市场和产业分工及供应链格局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一再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经济和产业领域加快所谓“去中化”，极力限制两岸经济产业交流合作，并企图跟随和效仿美国，限制两岸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合作。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全然漠视经济发展规律，置台湾民生福祉于不顾，用“台独”的政治企图绑架台湾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当前两岸产业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数字技术开创了以人工智能（AI）等为技术驱动的创新型经济时代，相关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奠定数字经济时代强国的战略性基础，这就是中国大陆正在践行的新基建。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其中又延展涉及互联网、智能交通、数字平台、科教文卫等多领域的硬体和软体建设。新基建不仅会带动大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且会促进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也将为两岸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陆不仅有建设新基建的需求，也具备建设新基建的优势。大陆拥有全球领先的网络基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基础性建设扎实。据有关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1月，大陆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1.33亿个；5G基站达328.2万个，实现了县县通5G。工业互联网形成的产业规模突破万亿，数字平台、工业智能等新兴领域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大陆方兴未艾的新型城镇化为新基建提供了坚实的应用场景支撑。据统计，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为6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约为80%。按80%的城镇化率计，大陆未来还将有超过2亿人新增为城镇人口。城镇空间急剧扩张，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通讯运用服务等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大幅扩张。

　　大陆规模庞大和体系齐全的工业制造业为新基建提供了能力保障。一方面，新基建将大幅推进数字化设备的生产和应用，大陆拥有大而全的制造业设计生产体系和能力，为新基建提供了自主建设能力保障。另一方面，新基建也能加速传统制造业的数字赋能和转型升级，产生很好的产业继承性和包容性效应。

　　大陆新基建将为两岸产业深化合作提供巨大新机遇，台湾产业也具备参与新基建的天然优势。

　　新基建与台企的产业背景和基础关联非常密切。例如，台湾形成了半导体、电子资讯、石化、精密机械的主导产业结构，与世界产业发展潮流是吻合的，与新基建所需的产业生产领域和能力也是吻合的。

　　两岸在新基建方面具有很好的产业互补性。一方面，大陆拥有家电、计算机、通讯、手机、服务器、绿能、航天、电动车等系统设计及生产制造能力，在精密机械和材料产业链领域有相当的自主能力，在光电、绿能、电动车生产制造领域已有绝对优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算力等科创公司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台湾在高端半导体、被动组件、印刷电路板等领域拥有很好的制造能力，在上游高阶材料及精密机械领域也有一定发展，电子业厂家正在往电动车、绿能、航天及医疗器材领域布局和拓展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半导体生产制造技术较发达，但上游产业短板严重，对于软件创新科技投入相对不足。

　　显然，大陆新基建将为台湾电子及半导体产业发展克服短板提供新的机遇，为台企转型升级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服务，同时也为台企在大陆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大陆新基建给台湾产业发展带来的机会包括：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互联网、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为台湾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提供巨大的增长动力，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数字赋能服务。

　　在融合基础设施方面，AI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支撑，将给台湾电子科技新创公司提供巨大的应用市场。

　　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集科教、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为一体的创新基础设施，能为台湾电子科技新创公司与大陆展开科研合作、增强前瞻科研能力带来重要契机。

　　新基建将对大陆内外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只有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台湾经济及产业才能不错失大陆新基建的巨大发展机遇。

　　（作者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